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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回望:歷史視野中的新文化運動

          2014-12-29 14:06:2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春海 陳葉軍 選稿:賈彥

            發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距今已近百年。“密涅瓦的貓頭鷹要到黃昏才起飛”。百年后,推開歷史的旋轉門,百年前的革新號角仿佛就在耳畔。如今,身處這個大轉型的時代,我們是否有新文化運動之先驅一代的自覺的意識,反思曾經走過的道路,總結沉淀下來的文化,以此為根基,通過創造適于今日之“新的文化”以照進未來?

            新文化運動:中國先進分子共同的歷史選擇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影響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高舉“科學”和“民主”的旗幟,弘揚與傳播新思想、新觀念,猛烈抨擊舊傳統、舊禮教,沖擊、動搖了封建主義在思想界的統治,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推動了中國文化向現代的轉型。新文化運動為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更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準備了條件。有論者指出:“拋棄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是相當多的中國先進分子共同作出的歷史性的選擇。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運動的最基本的特征。”

            匯集在《新青年》的旗幟下

            回望新文化運動,至少要將歷史向前“倒帶”至1911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此,孫中山以西方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為藍本,創立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并將其付諸實施。民國初年,內閣制、多黨制、議會制等一套從西方學來的東西,也曾實行過。然而,“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人們曾以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國起衰振弱的種種措施都嘗試過,結果均未解決中國的任何實際問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國百病的良藥。辛亥革命的流產,曾使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陷入極度的苦悶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夢破滅了,中華民國的成立并沒有給人們帶來預期的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

            袁世凱上臺后,軍閥勢力繼續利用封建思想禁錮人們的頭腦,維護自己的統治。中國思想文化界出現了一股尊孔讀經、復古倒退的逆流。社會上,孔教會、尊孔會之類組織紛紛出籠,它們利用人們對辛亥革命后局勢的失望情緒,詆毀共和制度,誹謗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同時,粗俗鄙陋、格調低下的文藝作品大肆泛濫,鬼神迷信之說廣為流行。這些東西嚴重束縛著人們的思想,扼殺著民族的生機。

            慘痛的教訓促使人們對如何學習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進行反思。一批進步的中國人終于認識到,僅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難以救中國。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國,還要有文化的覺醒和思想的啟蒙。

            最先倡導并吹響思想啟蒙號角的,是后來被譽為進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的陳獨秀。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了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向傳統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戰的新文化運動。一年后,《青年雜志》更名為《新青年》。添加一個“新”字,不僅使其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啟發新覺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給人以全新的感覺:起點新、內容新、目標新、形式新。該刊發表的李大釗的《青春》一文,不僅強調青年之青,而且強調一個“新”字,指出從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與舊青年之分,希望青年們站在時代前列,做一個有為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吳虞等。《新青年》創刊時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評時政”,但這并不表明它不關心政治,實際上其作者明確認識到,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內所進行的斗爭,是和政治密切相關的。他們反對舊思想、舊文化,實際上就是對舊政治的聲討。出于對辛亥革命失敗的反思,他們不愿意就事論事地議論現時的政治問題,而力圖通過思想的啟蒙促進政治的根本改革。

            以《新青年》的創刊為標志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使20世紀初的中國開始經歷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在這場激烈的思想文化斗爭中,陳獨秀表現得十分勇敢和堅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上任伊始,他即對保留著濃厚封建教育傳統和陳腐校風的北京大學進行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廣為延攬有真才實學的名流學者,特別是陸續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執教北大(錢玄同、沈尹默等此前已在北大),實行民主辦學,鼓勵學術研究、出版刊物和開展社團活動。這些改革的實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風,為各種新思想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薈萃北大,《新青年》雜志也由上海遷到北京,在北京大學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編輯部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使新文化運動得以迅猛發展。

            期待德先生賽先生拂去黑暗

            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迷信盲從;提倡個性解放,反對封建禮教;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實行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兩大基本口號,一曰民主,二曰科學,即德先生和賽先生。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指出: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他們明確宣告: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黑暗。他們大聲疾呼:“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針對辛亥革命后中國民主政治試驗的失敗,針對群眾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狀況,他們提倡民主,反對獨裁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盲從,這對于推動社會進步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新文化運動倡導的民主,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這包括個性解放、人格獨立及自由民主權利等內容。二是指與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相對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尖銳地指出:“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并存。”中國要在世界上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

            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科學,也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它主要是指與封建迷信、蒙昧無知相對立的科學思想、科學精神以及認識和判斷事物的科學方法,同時也指具體的科學技術、科學知識。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科學與人權并重,認為:“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他們強調要用科學的尺度衡量世間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對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學精神,國人才能擺脫“無常識之思維,無理由之信仰”的束縛,成為新鮮活潑的一代新人。

            需要承認的是,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參加者也提出了某些脫離國情的過激主張,如完全反對中醫、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甚至主張“全盤西化”。但瑕不掩瑜,今人無法苛求先人,我們必須看到新文化運動在反封建過程中發揮的巨大歷史進步作用。

            同時,還應當看到,新文化運動不是鐵板一塊,從這場運動誕生的那一刻,就充滿著爭論。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傳統與反傳統之爭、問題與主義之爭……正是一場又一場的爭論推動著新文化運動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入。新文化運動中興起的各種社會與文化改革并未完成,甚至連人們對這些改革及其意義的評價也在不斷深化,以至于在相當大程度上持續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

            “全盤西化”和徹底復辟皆無可能

            韓水法

            當人們談到某種歷史的進程、某種現象的發生而運用“命運”這個概念時,毫無疑問,這透露了他們在認識和實踐兩方面的無力感。一種巨大的社會趨勢和歷史潮流,人們看到它的發生,感受它所帶來的巨大沖擊和變化,甚至能夠感知和預測它消極的結局——有如看到一列即將顛覆的列車,就是無力阻止,甚至連阻止它的勇氣也沒有,而不僅僅是沒有力量。另一方面,人們親臨和感受了極其危急的情形,最終卻見證它導致了出人意料的積極結果。這同樣也被稱為“命運”。

            在中國歷史上,人們曾經無數次經歷這樣的情勢轉變。現在,人們面臨的是同樣巨大的問題:什么是中國文明?中國正在和平發展,這看來是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無可否認的共識。但是,中國文明是由此走向燦爛的前景,還是繼續它崩壞的路程?倘若是前者,人們就要沿著既有的路線堅持不懈地走下去;倘若是后者,就得改弦更張,調整方向。今天,“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有人不僅質疑推翻清王朝的歷史事件,甚至還提起“崖山之后無中國”的話題,至于質疑新文化運動,則更不在話下。但似乎少有人注意到,近幾十年來,在反對“全盤西化”的標幟之下,正是社會盲目地“西化”最劇烈的時代。試看那些張口儒家閉口傳統的人,身上還有多少中國的東西?

            一個社會在劇變之后,往往會經歷一段復辟的時代。但是,今天的中國卻面臨一個極其復雜而困窘的境遇:復辟到什么時代?如果崖山之后無中國,那么要恢復趙宋之世?抑或更古而氣象更盛的漢唐?誠然,儒家思想體系為人們提供了通行于中國傳統社會主體的普遍價值,但各個朝代因應社會歷史環境,在觀念、制度、器物和疆域上是大有殊異的。孔子的學說原也是兩頭不靠的。他一心想要恢復周禮,但那個時代離他太遠也實在難以恢復。董仲舒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時,亦在孔子身后三百年,而所謂儒術亦摻雜了許多與孔子無關的思想。

            “全盤西化”或徹底復辟,只有在一個條件下才是正當的,亦即通過程序規范的民眾選擇。然而,只要經過這樣的選擇,上述兩種取向皆是不可能的,中國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種歷史的選擇。自由而自主的民眾選擇,必然會造就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而這正是當今某些人所不愿正視亦無法理解的。這種選擇并不依賴于某些人的機會主義,他們昨天或許還在鼓吹“全盤西化”,今天搖身一變,就穿著滿式對襟衫倡導徹底復古了。于是,以其庶幾西化之身來行徹底復古之事。但是,沉渣的泛起,絕不是傳統的恢復。關鍵在于,無論中國傳統的精華,還是現代社會公認的正義原則,都是旨在通過規范的程序和制度,使中國民眾能夠得其所需。

            中國文明的歷史命運,既不受制于過去,亦非委身于西方,既不仰仗廟堂,亦不可托跡江湖,而取決于民眾的自主行為。在現代中國,人們常常推許一個信念,即歷史由人民創造,而歷史的具體形態就是文明,文明自然也是人民創造的。但在今天,人們所需要的并非僅僅是文明的獨特性,更要追求社會的公正、合理、穩定和繁榮。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新文化運動時,我們就可以發現,新文化運動及其后續其實就是現代中國民眾的認同重新形成的社會行為,無論中國人的認同,還是中國的認同,都依賴于關于中國文明的清晰理解和共識。

            中國現代文明的獨特性和創造性,從根本上來說,就建立在中國民眾發自內心的認同的基礎之上。當我們從積極的意義上來理解中國文明的歷史命運時,非唯如此,便無可能。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新文化運動“新”在哪里?

            新文化運動距今已近百年。圍繞著這場運動的討論,自其出現以來便從未停止。如果在較長的歷史視域中審視這場思想文化界的劇烈變革,我們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與此前泱泱幾千前的傳統文化相比,這場以反傳統為旗幟的文化運動究竟“新”在哪里?同時,與此后中國快速迎來的現代社會文明相比,當初這股由浪花匯集成洪流的劃時代“運動”又是在怎樣的歷史意義上影響著今天?

            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樞紐

            耿云志:陳獨秀之“洗刷舊思想”,孫中山“以心感動之,同化之”的努力,梁啟超的新的報國志愿,黃遠庸的“漸逼本壘”的新舊思想的決戰,以及和他們同時,發出同樣呼吁的所有先覺分子,他們心目中的新思想、新觀念,都是來自西方先進世界的。他們無一例外都主張文化開放主義,主動地引進一切他們認為有益于改革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的東西。他們都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和領袖分子,至少是重要的同盟軍。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最專注的問題之一,就是努力構筑中國與世界文化的密接關系。

            新文化運動是在中國人的文化開放觀念已得到逐步發展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加強中國與世界文化的相互溝通,努力建立中國與世界文化更加密接的關系,是這場運動的重要的內在動力之一……那一時期,世界最新的科學與學術,傳入中國的速度是相當快捷的。應當說,新文化運動建立中國與世界文化的密接關系的努力是有成效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迅猛發展,造成了中國民族文化復興的重大契機,或者說,造成了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一大樞紐。由于五四運動的爆發,廣大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走向社會,與廣泛的社會階層發生聯系,于是造成以知識精英、青年學生為先導,社會各階層首先覺悟的人士積極跟進,在新思想、新觀念指引下的空前廣泛的社會動員。

            在這個基礎上,新文化運動在幾個重要方面取得實績。這些實績對中國朝向近代社會的變動與文化轉型,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1.文學革命運動造成創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2.新教育漸臻成熟;3.在中西文化溝通中產生民族文化復興的自覺意識和必要的精神條件;4.社會公共文化空間的進一步擴展。

            “具有中國特色的啟蒙運動”

            汪朝光: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從思想領域而言,可以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啟蒙運動”。應該承認,辛亥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革命,但其在思想上的啟蒙并不全面而充分,這也是其雖然推翻了帝制,但并未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重要原因。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其對民主與科學的張揚,對封建禮教的批判,通過新的表達方式普及到社會和民間,使國人又接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禮,啟蒙了他們的民主精神,增進了他們的科學意識,推動了他們的思想解放,從而也為五四運動和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深入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以徹底的反封建精神,高揚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在中國這樣有數千年封建積淀的大國,以振聾發聵之勢,發排山倒海之聲,打破過往傳統、陳腐、守舊的權威和教條,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與中國人思想觀念的更新,在近代中國史上留下了自身不可磨滅的印跡。

            包含著“對西方求解放”的取向

            鄭師渠: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包含兩大相互依存的思想取向:一是“對傳統求解放”;二是“對西方求解放”。但長期以來,人們只強調這場新文化運動對于封建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的猛烈批判,以及由此對國人思想的解放,即彰顯的是“對傳統求解放”;而對新文化運動思想解放的另一重要內涵“對西方求解放”,則關注甚少。忽視了這一點,對于“五四”作為“思想解放運動”的理解則是不全面的……“對西方求解放”這一新的訴求的提出,不僅是歐戰后西方現代思潮變動的影響所致,更重要的是體現了新文化運動對自身的可貴超越。換言之,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其展開的歷史過程中,出現了“對傳統求解放”與“對西方求解放”的二重奏,正是這二者之間的張力與搏擊,構成了不斷推進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深入發展的內驅力。在今天,理性地保持二者之間的此種張力與搏擊,仍為促進國人思想解放和永葆思想活力所必需。

            (本報記者張春海根據三位學者的相關論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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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回望:歷史視野中的新文化運動

          2014年12月29日 14:0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發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距今已近百年。“密涅瓦的貓頭鷹要到黃昏才起飛”。百年后,推開歷史的旋轉門,百年前的革新號角仿佛就在耳畔。如今,身處這個大轉型的時代,我們是否有新文化運動之先驅一代的自覺的意識,反思曾經走過的道路,總結沉淀下來的文化,以此為根基,通過創造適于今日之“新的文化”以照進未來?

            新文化運動:中國先進分子共同的歷史選擇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影響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高舉“科學”和“民主”的旗幟,弘揚與傳播新思想、新觀念,猛烈抨擊舊傳統、舊禮教,沖擊、動搖了封建主義在思想界的統治,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推動了中國文化向現代的轉型。新文化運動為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更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準備了條件。有論者指出:“拋棄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是相當多的中國先進分子共同作出的歷史性的選擇。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運動的最基本的特征。”

            匯集在《新青年》的旗幟下

            回望新文化運動,至少要將歷史向前“倒帶”至1911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此,孫中山以西方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為藍本,創立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并將其付諸實施。民國初年,內閣制、多黨制、議會制等一套從西方學來的東西,也曾實行過。然而,“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人們曾以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國起衰振弱的種種措施都嘗試過,結果均未解決中國的任何實際問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國百病的良藥。辛亥革命的流產,曾使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陷入極度的苦悶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夢破滅了,中華民國的成立并沒有給人們帶來預期的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

            袁世凱上臺后,軍閥勢力繼續利用封建思想禁錮人們的頭腦,維護自己的統治。中國思想文化界出現了一股尊孔讀經、復古倒退的逆流。社會上,孔教會、尊孔會之類組織紛紛出籠,它們利用人們對辛亥革命后局勢的失望情緒,詆毀共和制度,誹謗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同時,粗俗鄙陋、格調低下的文藝作品大肆泛濫,鬼神迷信之說廣為流行。這些東西嚴重束縛著人們的思想,扼殺著民族的生機。

            慘痛的教訓促使人們對如何學習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進行反思。一批進步的中國人終于認識到,僅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難以救中國。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國,還要有文化的覺醒和思想的啟蒙。

            最先倡導并吹響思想啟蒙號角的,是后來被譽為進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的陳獨秀。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了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向傳統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戰的新文化運動。一年后,《青年雜志》更名為《新青年》。添加一個“新”字,不僅使其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啟發新覺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給人以全新的感覺:起點新、內容新、目標新、形式新。該刊發表的李大釗的《青春》一文,不僅強調青年之青,而且強調一個“新”字,指出從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與舊青年之分,希望青年們站在時代前列,做一個有為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吳虞等。《新青年》創刊時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評時政”,但這并不表明它不關心政治,實際上其作者明確認識到,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內所進行的斗爭,是和政治密切相關的。他們反對舊思想、舊文化,實際上就是對舊政治的聲討。出于對辛亥革命失敗的反思,他們不愿意就事論事地議論現時的政治問題,而力圖通過思想的啟蒙促進政治的根本改革。

            以《新青年》的創刊為標志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使20世紀初的中國開始經歷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在這場激烈的思想文化斗爭中,陳獨秀表現得十分勇敢和堅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上任伊始,他即對保留著濃厚封建教育傳統和陳腐校風的北京大學進行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廣為延攬有真才實學的名流學者,特別是陸續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執教北大(錢玄同、沈尹默等此前已在北大),實行民主辦學,鼓勵學術研究、出版刊物和開展社團活動。這些改革的實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風,為各種新思想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薈萃北大,《新青年》雜志也由上海遷到北京,在北京大學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編輯部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使新文化運動得以迅猛發展。

            期待德先生賽先生拂去黑暗

            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迷信盲從;提倡個性解放,反對封建禮教;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實行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兩大基本口號,一曰民主,二曰科學,即德先生和賽先生。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指出: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他們明確宣告: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黑暗。他們大聲疾呼:“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針對辛亥革命后中國民主政治試驗的失敗,針對群眾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狀況,他們提倡民主,反對獨裁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盲從,這對于推動社會進步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新文化運動倡導的民主,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這包括個性解放、人格獨立及自由民主權利等內容。二是指與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相對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尖銳地指出:“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并存。”中國要在世界上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

            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科學,也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它主要是指與封建迷信、蒙昧無知相對立的科學思想、科學精神以及認識和判斷事物的科學方法,同時也指具體的科學技術、科學知識。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科學與人權并重,認為:“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他們強調要用科學的尺度衡量世間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對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學精神,國人才能擺脫“無常識之思維,無理由之信仰”的束縛,成為新鮮活潑的一代新人。

            需要承認的是,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參加者也提出了某些脫離國情的過激主張,如完全反對中醫、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甚至主張“全盤西化”。但瑕不掩瑜,今人無法苛求先人,我們必須看到新文化運動在反封建過程中發揮的巨大歷史進步作用。

            同時,還應當看到,新文化運動不是鐵板一塊,從這場運動誕生的那一刻,就充滿著爭論。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傳統與反傳統之爭、問題與主義之爭……正是一場又一場的爭論推動著新文化運動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入。新文化運動中興起的各種社會與文化改革并未完成,甚至連人們對這些改革及其意義的評價也在不斷深化,以至于在相當大程度上持續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

            “全盤西化”和徹底復辟皆無可能

            韓水法

            當人們談到某種歷史的進程、某種現象的發生而運用“命運”這個概念時,毫無疑問,這透露了他們在認識和實踐兩方面的無力感。一種巨大的社會趨勢和歷史潮流,人們看到它的發生,感受它所帶來的巨大沖擊和變化,甚至能夠感知和預測它消極的結局——有如看到一列即將顛覆的列車,就是無力阻止,甚至連阻止它的勇氣也沒有,而不僅僅是沒有力量。另一方面,人們親臨和感受了極其危急的情形,最終卻見證它導致了出人意料的積極結果。這同樣也被稱為“命運”。

            在中國歷史上,人們曾經無數次經歷這樣的情勢轉變。現在,人們面臨的是同樣巨大的問題:什么是中國文明?中國正在和平發展,這看來是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無可否認的共識。但是,中國文明是由此走向燦爛的前景,還是繼續它崩壞的路程?倘若是前者,人們就要沿著既有的路線堅持不懈地走下去;倘若是后者,就得改弦更張,調整方向。今天,“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有人不僅質疑推翻清王朝的歷史事件,甚至還提起“崖山之后無中國”的話題,至于質疑新文化運動,則更不在話下。但似乎少有人注意到,近幾十年來,在反對“全盤西化”的標幟之下,正是社會盲目地“西化”最劇烈的時代。試看那些張口儒家閉口傳統的人,身上還有多少中國的東西?

            一個社會在劇變之后,往往會經歷一段復辟的時代。但是,今天的中國卻面臨一個極其復雜而困窘的境遇:復辟到什么時代?如果崖山之后無中國,那么要恢復趙宋之世?抑或更古而氣象更盛的漢唐?誠然,儒家思想體系為人們提供了通行于中國傳統社會主體的普遍價值,但各個朝代因應社會歷史環境,在觀念、制度、器物和疆域上是大有殊異的。孔子的學說原也是兩頭不靠的。他一心想要恢復周禮,但那個時代離他太遠也實在難以恢復。董仲舒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時,亦在孔子身后三百年,而所謂儒術亦摻雜了許多與孔子無關的思想。

            “全盤西化”或徹底復辟,只有在一個條件下才是正當的,亦即通過程序規范的民眾選擇。然而,只要經過這樣的選擇,上述兩種取向皆是不可能的,中國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種歷史的選擇。自由而自主的民眾選擇,必然會造就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而這正是當今某些人所不愿正視亦無法理解的。這種選擇并不依賴于某些人的機會主義,他們昨天或許還在鼓吹“全盤西化”,今天搖身一變,就穿著滿式對襟衫倡導徹底復古了。于是,以其庶幾西化之身來行徹底復古之事。但是,沉渣的泛起,絕不是傳統的恢復。關鍵在于,無論中國傳統的精華,還是現代社會公認的正義原則,都是旨在通過規范的程序和制度,使中國民眾能夠得其所需。

            中國文明的歷史命運,既不受制于過去,亦非委身于西方,既不仰仗廟堂,亦不可托跡江湖,而取決于民眾的自主行為。在現代中國,人們常常推許一個信念,即歷史由人民創造,而歷史的具體形態就是文明,文明自然也是人民創造的。但在今天,人們所需要的并非僅僅是文明的獨特性,更要追求社會的公正、合理、穩定和繁榮。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新文化運動時,我們就可以發現,新文化運動及其后續其實就是現代中國民眾的認同重新形成的社會行為,無論中國人的認同,還是中國的認同,都依賴于關于中國文明的清晰理解和共識。

            中國現代文明的獨特性和創造性,從根本上來說,就建立在中國民眾發自內心的認同的基礎之上。當我們從積極的意義上來理解中國文明的歷史命運時,非唯如此,便無可能。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新文化運動“新”在哪里?

            新文化運動距今已近百年。圍繞著這場運動的討論,自其出現以來便從未停止。如果在較長的歷史視域中審視這場思想文化界的劇烈變革,我們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與此前泱泱幾千前的傳統文化相比,這場以反傳統為旗幟的文化運動究竟“新”在哪里?同時,與此后中國快速迎來的現代社會文明相比,當初這股由浪花匯集成洪流的劃時代“運動”又是在怎樣的歷史意義上影響著今天?

            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樞紐

            耿云志:陳獨秀之“洗刷舊思想”,孫中山“以心感動之,同化之”的努力,梁啟超的新的報國志愿,黃遠庸的“漸逼本壘”的新舊思想的決戰,以及和他們同時,發出同樣呼吁的所有先覺分子,他們心目中的新思想、新觀念,都是來自西方先進世界的。他們無一例外都主張文化開放主義,主動地引進一切他們認為有益于改革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的東西。他們都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和領袖分子,至少是重要的同盟軍。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最專注的問題之一,就是努力構筑中國與世界文化的密接關系。

            新文化運動是在中國人的文化開放觀念已得到逐步發展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加強中國與世界文化的相互溝通,努力建立中國與世界文化更加密接的關系,是這場運動的重要的內在動力之一……那一時期,世界最新的科學與學術,傳入中國的速度是相當快捷的。應當說,新文化運動建立中國與世界文化的密接關系的努力是有成效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迅猛發展,造成了中國民族文化復興的重大契機,或者說,造成了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一大樞紐。由于五四運動的爆發,廣大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走向社會,與廣泛的社會階層發生聯系,于是造成以知識精英、青年學生為先導,社會各階層首先覺悟的人士積極跟進,在新思想、新觀念指引下的空前廣泛的社會動員。

            在這個基礎上,新文化運動在幾個重要方面取得實績。這些實績對中國朝向近代社會的變動與文化轉型,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1.文學革命運動造成創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2.新教育漸臻成熟;3.在中西文化溝通中產生民族文化復興的自覺意識和必要的精神條件;4.社會公共文化空間的進一步擴展。

            “具有中國特色的啟蒙運動”

            汪朝光: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從思想領域而言,可以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啟蒙運動”。應該承認,辛亥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革命,但其在思想上的啟蒙并不全面而充分,這也是其雖然推翻了帝制,但并未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重要原因。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其對民主與科學的張揚,對封建禮教的批判,通過新的表達方式普及到社會和民間,使國人又接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禮,啟蒙了他們的民主精神,增進了他們的科學意識,推動了他們的思想解放,從而也為五四運動和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深入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以徹底的反封建精神,高揚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在中國這樣有數千年封建積淀的大國,以振聾發聵之勢,發排山倒海之聲,打破過往傳統、陳腐、守舊的權威和教條,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與中國人思想觀念的更新,在近代中國史上留下了自身不可磨滅的印跡。

            包含著“對西方求解放”的取向

            鄭師渠: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包含兩大相互依存的思想取向:一是“對傳統求解放”;二是“對西方求解放”。但長期以來,人們只強調這場新文化運動對于封建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的猛烈批判,以及由此對國人思想的解放,即彰顯的是“對傳統求解放”;而對新文化運動思想解放的另一重要內涵“對西方求解放”,則關注甚少。忽視了這一點,對于“五四”作為“思想解放運動”的理解則是不全面的……“對西方求解放”這一新的訴求的提出,不僅是歐戰后西方現代思潮變動的影響所致,更重要的是體現了新文化運動對自身的可貴超越。換言之,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其展開的歷史過程中,出現了“對傳統求解放”與“對西方求解放”的二重奏,正是這二者之間的張力與搏擊,構成了不斷推進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深入發展的內驅力。在今天,理性地保持二者之間的此種張力與搏擊,仍為促進國人思想解放和永葆思想活力所必需。

            (本報記者張春海根據三位學者的相關論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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