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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饒家駒,以“上海拉貝”之名歸來

          2015-5-11 15:58:43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黃瑋 選稿:劉曉曉

          圖片說明:饒家駒的“仁者愛人”,已鐫刻在歷史中。姜玉春2013年攝于德國柏林

            2014年的那個夏日,站在阜春街上,蘇智良如同站在歷史的悲欣交集處。

            白底黑字的文獻告訴他,這是抗戰時南市難民區殘老院舊址所在的阜春街,他終于來到這里與歷史相見;灰墻上大紅“拆”字提醒他,這是即將被城市的日新月異湮沒的阜春街,相見亦告別。

            歷史的在場與缺席,同時光顧了蘇智良,光顧了上海那個尋常夏日。

            那個夏日,距離抗戰史專家、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在文獻中第一次遇見那個名字,已經20多年。

            一個陌生的名字

            20多年前,蘇智良在搜集“八·一三”淞滬抗戰史料時,遇見了一個陌生的名字——饒家駒。一位法國神父,1913年來到上海傳教,抗戰時設立南市難民保護區,救了很多中國人。

            心里一動。但他急于查找手頭研究課題的史料,未曾在與這個名字相關的歷史上停留。

            多年后,美國學者阮瑪霞研究二戰期間到上海避難的外國難民歷史時,在文獻中數度遇到饒家駒這個名字。

            對人的好奇或者說研究的興趣,吸引她深入歷史,去打撈這位法國神父的中文名字背后的命運與風云。她輾轉法國、日本、瑞士等國家,在各國的卷帙浩繁間捕捉這個名字的閃爍。

            當阮瑪霞千里迢迢來到中國上海時,一位學者給蘇智良打來電話:有位美國學者來了解抗戰時期法國神父饒家駒在上海建立難民區的事,知道這件事的人不多,你有沒有興趣和她聊聊?

            那個曾讓蘇智良心里一動的名字,被喚醒了。素昧平生的中美兩位學者,帶著彼此對這段歷史的了解,坐到了一起,談論這個他們共同感興趣的歷史人物。

            2008年,阮瑪霞的《饒家駒安全區:戰時上海的難民》一書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2011年,此書作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之一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巧的是,中文譯者白華山是蘇智良帶的第一位研究生。

            在書中,阮瑪霞重現了饒家駒的東方傳奇。但在書外,這個名字似乎仍被歲月的塵埃遮蓋著。或許,依然如白華山在《譯者的話》里所寫的:長期以來,饒家駒的名字“既不為研究中國歷史、戰爭暴行、救援組織和難民問題的學者所知,也不為研究國際組織和國際關系的學者所知”……

            饒家駒似乎被歷史遺忘了。

            67年后的紀念

            2013年,德國約翰·拉貝交流中心駐北京辦事處代表姜玉春,為推動一項關于饒家駒的紀念活動來到上海,“很多上海歷史學家都不知道饒家駒這個人,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是張化老師和蘇智良教授,一提饒家駒就知道,于是我們一拍即合。”

             是在廣為中國人所知的《拉貝日記》中,姜玉春得知了饒家駒其人其事,盡管在中譯本里這個名字叫作“雅坎諾”。“當年拉貝的南京安全區是仿照上海模式而創 建的,饒家駒本人也在上海參與了南京安全區的籌建,這些在《拉貝日記》中都有記載。”2013年,他赴德國柏林搜集關于饒家駒的史料,在當地歷史學家克勞 斯·佩格勒的幫助下,幾經周折找到了饒家駒1946年病逝柏林后的安息地。

            隔著67年的光陰,佇立在饒家駒墓地前,這位跨洋而至的中國人感慨萬千,一種“不該遺忘饒家駒”的使命感,讓他產生了在柏林為饒家駒豎立紀念碑的念頭。

            為此事,姜玉春來到上海。

            與之“一拍即合”的蘇智良,做了兩件事:一是請上海歷史學會為將在柏林舉辦的饒家駒紀念碑落成儀式發去賀信。二是籌備2014年有關饒家駒歷史研究的國際研討會。

            當年9月10日,饒家駒逝世紀念日,一個關于他的紀念儀式,走過長長的歲月,走過長長的路,在柏林圣湖公墓舉行。秋雨綿綿,灑在中外紀念者身上,灑在饒家駒墓碑上“仁者愛人”四個漢字上。

            那一輪半月

            2014年夏,蘇智良帶領研究生王海鷗、胡皓磊、陳斌和李玉銘等,在上海追尋饒家駒“仁者愛人”的歷史痕跡。

            上師大宿舍里,一氣呵成讀完《饒家駒安全區》的王海鷗,激動且忐忑:自己年輕的腳步,還能否追趕上已被光陰推遠的歷史?

            清晨6點多,她和師兄李玉銘一起出發了。坐公交946路,轉926路,再步行5分鐘,走到上海檔案館,兩名青年學子走向他們無比期待又無法預測的饒家駒歷史調查。

            竟然有驚喜。在重復而枯燥的檢索與閱讀之后,他們找到了一本法文版小冊子《上海法租界警務處關于南市難民區的材料》。兩人不識法文,但有“笨”辦法:輪流依葫蘆畫瓢地抄寫,抄了整整一個星期。

            法文版手抄本經由蘇智良的學生、向明中學教師李君益翻譯后,其所提供的史料為此項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線索。

             1937年11月9日,饒家駒“以他的博愛、堅韌、獨創,在上海創立戰時平民救護的難民區”。中國人稱之為南市難民區,國際上則一律稱其為饒家駒區。其 位于南市舊城廂北部,占舊城廂三分之一面積,南以方浜路為界,東西北三面都以民國路(今人民路)為界。從地圖上看,整個南市難民區如同一輪半月。

            在抗戰的烽火連天中,那輪半月張開臂膀,庇護了30多萬中國難民,安頓那些驚魂不定的心。

            但70多年日新月異,今天的蘇智良和他的學生們已很難重溫當時月色。

            由于多年的商業開發和市政動遷,南市難民區一些重要舊址如今已面目全非,另有部分舊址位置存有爭議。

            特別是當年饒家駒辦公所在地,即難民區的中樞機構北區救火會舊址,今天究竟存在與否,說法不一。有學者認為其“在早年的豫園商業區改造過程中已被拆除”,而民間則有北區救火會就在方浜中路的說法。

            調查中,他們就此問題咨詢有關專家,有的認同方浜中路說,有的又提出舊址在豫園……莫衷一是。

            只好另辟蹊徑,去問問沉默的文獻資料。很幸運,蘇智良找到了一份《上海市行號路圖錄》,他們在這張1937年開始繪制的地圖上,發現了北區救火會的地址。而當年的《申報》關于北區救火會也留有“在安仁街的一側”的記錄。地圖與文字互為印證,答案水落石出。

             今天的方浜中路235號、安仁街路口,北區救火會舊址所在地。早年居住在南市的少年蘇智良,曾不知多少次到此。但那都只是漫不經心的路過。而這一回,歷 史學家蘇智良重返這個熟悉的路口,多少有點心潮起伏。畢竟,這并非又一次的漫不經心路過,這已是尋尋覓覓后歷史的洇渡。

            眼前,曾經的建筑已被新的五層樓取代,匯集了多家食肆,熱熱鬧鬧彌散著生活的煙火味。

            人來人往。

            但沒有人知道,70多年前發生在這里的故事。

            拯救歷史記憶

            總還會有一些人,知道這件事,甚至親歷過這件事。

            蘇智良迫不及待想找到他們:“我們要拯救這一重要事件的歷史記憶。當年的難民年紀最小的現在也80多歲了,再不做,就永遠沒有機會了。”

            找起來,談何容易?

             70多年滄海桑田,人海茫茫,他們唯一可以嘗試的路徑,就是去當年南市難民區所在的老城廂碰碰運氣。或許,有些難民此后一直生活于此,且仍在世。但城市 改造的洪流,已席卷了老城廂的大部分,即使在尚未動遷的里弄中,大部分住戶也都是解放后搬入的,他們的命運不曾與那段往事有過交集。

            不容易,也得試試。

            拿著學校開的證明,帶上攝像機、筆記本等調查工具,王海鷗、胡皓磊和陳斌到難民區舊址相關的所有居委會一一拜訪,詢問是否有年齡在80歲以上的老人,然后再找老人們問問是否知道此事。

            “沒聽說過呀!”“有這個事嗎?”聽聞他們的來意,居委會工作人員的反應大抵如此。

            廣福居委會一名工作人員,引著他們在轄區里弄兜了一大圈,問了五六位年逾八旬的老者,都說不知道。

            接連這樣走訪幾個居委會,也都無果。

            盛夏驕陽下,年輕的調查者們走在迂回的弄堂間,一路心情跌宕——抱著希望而去,帶著失望而出。王海鷗說當時他們“幾乎要絕望了。但既然來了,就再多跑幾家”。

            那就再多跑幾家。古城居委會是其中之一。聽說他們的來意后,有人指著辦公室里一位婦女說,“她婆婆100歲了。”

            當即,那位婦女給自己的婆婆余阿姣打了電話,問知不知道南市難民區。電話那端的回答是,知道。

            居住在安仁街的余阿姣,已100歲高齡,住在父親留給她的老宅里。她思路還清晰,用帶著寧波口音的上海話給他們講述了自己的“知道”:1937年,我就住在這里,這里被鐵門和鐵絲網封鎖起來了。日本兵進來后,不讓我們從前門進出,還不讓開燈,水井也被他們占據了……

            如此這般大海撈針,調查者又找到了第二位親歷者,家住南王醫馬弄86歲的王曉梅。王曉梅沒有見過饒家駒,但“有一個神父,一直做好事,幫助中國人”的印象卻銘記至今。

            上海拉貝

            塵埃,被縷縷撥開。

            歷史,為今天的研究者展露不輕易示人的深沉模樣。

            研究者覺得,有責任要把歷史的深沉力量和那個理應被記住的名字,傳遞給公眾。

             2014年11月,由上海市歷史學會和上海師范大學主辦的“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作為“中法友好年項目”之一在上海舉辦。阮瑪霞從美 國來了,還有許多學者從法國、德國來了;姜玉春自北京來參加研討會,還有許多上海本地學者參加了研討會。中外學者一致認為:這位在抗戰中救助難民的法國神 父,堪稱“上海拉貝”、“中國辛德勒”。

            研討會上放映了上海音像資料館制作的《饒家駒與戰時難民保護》歷史紀錄片,作為難民代表出席研討會的王曉梅老人,看完激動不已,為專家們講述起自己在難民區的往事。黑白影像與親歷者的講述,重現了那段非凡的歷史,讓今天的人們動容。

            80歲的劉復田老人在新聞里看到研討會消息后,徑直趕到研討會現場,他要傾述自己的記憶:“饒神父在南市救濟難民,對我而言是記憶猶新,幼時的我非常敬佩饒神父。”

            有史以來第一次,在饒家駒當年付出慈悲、作出壯舉的城市,舉辦關于他的紀念活動。

            沉寂那么久之后,這位書寫傳奇的法國神父,終于以“上海拉貝”之名,重返這座城市,重獲人們的敬意。

            其實,正如蘇智良所持觀點:饒家駒是拉貝的師傅。他首創的戰時保護平民安全區模式,直接促成了《日內瓦條約》修訂,這是寫入國際公約的第一個“上海模式”。

            姜玉春也別有一番感受:當年饒家駒的知名度要比拉貝高,是他幫助拉貝籌建南京安全區的。現在則是拉貝的知名度要比饒家駒高,起碼2013年我為饒家駒柏林紀念儀式而奔波時,是以拉貝的口碑來為他做宣傳的。當年饒家駒幫助了拉貝,而今天拉貝幫助了饒家駒。

            德國總領事和法國副總領事在研討會上共同致辭,這讓與會者覺得,“這再次證實了饒家駒歷史的廣泛國際性,以及歷史與現實意義。”而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所研究員湯重南的解讀則更為直接:從饒家駒、拉貝等國際和平友好人士的事跡,可見中國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為此主辦方發出了2015年在上海豫園—城隍廟一帶建立饒家駒及難民區紀念設施的倡議書,被一致通過。

            歷史歸來

            今天的人們正努力給歷史一個恰當的回應,讓蘊藉其間的偉大情懷和深沉力量,延綿向前。目前,饒家駒及難民區紀念設施正在籌備中,即將對世人開放。

             而蘇智良更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把饒家駒南市難民區與猶太難民收容區打包申遺。“一個是外國人救助了我們中國人,一個是中國人救助了猶太人,這都是發 生在上海的傳奇。它們互為應和,相得益彰,展示了上海這座城市的人道主義光芒和偉大精神,理應成為值得我們珍視與傳承的文化遺產。”

            言至此,蘇智良深深停頓了一下。

            他或許覺得,其實,2014的那個夏日,站在阜春街上,自己如同站在歷史與未來的相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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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饒家駒,以“上海拉貝”之名歸來

          2015年5月11日 15:58 來源:解放日報

          圖片說明:饒家駒的“仁者愛人”,已鐫刻在歷史中。姜玉春2013年攝于德國柏林

            2014年的那個夏日,站在阜春街上,蘇智良如同站在歷史的悲欣交集處。

            白底黑字的文獻告訴他,這是抗戰時南市難民區殘老院舊址所在的阜春街,他終于來到這里與歷史相見;灰墻上大紅“拆”字提醒他,這是即將被城市的日新月異湮沒的阜春街,相見亦告別。

            歷史的在場與缺席,同時光顧了蘇智良,光顧了上海那個尋常夏日。

            那個夏日,距離抗戰史專家、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在文獻中第一次遇見那個名字,已經20多年。

            一個陌生的名字

            20多年前,蘇智良在搜集“八·一三”淞滬抗戰史料時,遇見了一個陌生的名字——饒家駒。一位法國神父,1913年來到上海傳教,抗戰時設立南市難民保護區,救了很多中國人。

            心里一動。但他急于查找手頭研究課題的史料,未曾在與這個名字相關的歷史上停留。

            多年后,美國學者阮瑪霞研究二戰期間到上海避難的外國難民歷史時,在文獻中數度遇到饒家駒這個名字。

            對人的好奇或者說研究的興趣,吸引她深入歷史,去打撈這位法國神父的中文名字背后的命運與風云。她輾轉法國、日本、瑞士等國家,在各國的卷帙浩繁間捕捉這個名字的閃爍。

            當阮瑪霞千里迢迢來到中國上海時,一位學者給蘇智良打來電話:有位美國學者來了解抗戰時期法國神父饒家駒在上海建立難民區的事,知道這件事的人不多,你有沒有興趣和她聊聊?

            那個曾讓蘇智良心里一動的名字,被喚醒了。素昧平生的中美兩位學者,帶著彼此對這段歷史的了解,坐到了一起,談論這個他們共同感興趣的歷史人物。

            2008年,阮瑪霞的《饒家駒安全區:戰時上海的難民》一書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2011年,此書作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之一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巧的是,中文譯者白華山是蘇智良帶的第一位研究生。

            在書中,阮瑪霞重現了饒家駒的東方傳奇。但在書外,這個名字似乎仍被歲月的塵埃遮蓋著。或許,依然如白華山在《譯者的話》里所寫的:長期以來,饒家駒的名字“既不為研究中國歷史、戰爭暴行、救援組織和難民問題的學者所知,也不為研究國際組織和國際關系的學者所知”……

            饒家駒似乎被歷史遺忘了。

            67年后的紀念

            2013年,德國約翰·拉貝交流中心駐北京辦事處代表姜玉春,為推動一項關于饒家駒的紀念活動來到上海,“很多上海歷史學家都不知道饒家駒這個人,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是張化老師和蘇智良教授,一提饒家駒就知道,于是我們一拍即合。”

             是在廣為中國人所知的《拉貝日記》中,姜玉春得知了饒家駒其人其事,盡管在中譯本里這個名字叫作“雅坎諾”。“當年拉貝的南京安全區是仿照上海模式而創 建的,饒家駒本人也在上海參與了南京安全區的籌建,這些在《拉貝日記》中都有記載。”2013年,他赴德國柏林搜集關于饒家駒的史料,在當地歷史學家克勞 斯·佩格勒的幫助下,幾經周折找到了饒家駒1946年病逝柏林后的安息地。

            隔著67年的光陰,佇立在饒家駒墓地前,這位跨洋而至的中國人感慨萬千,一種“不該遺忘饒家駒”的使命感,讓他產生了在柏林為饒家駒豎立紀念碑的念頭。

            為此事,姜玉春來到上海。

            與之“一拍即合”的蘇智良,做了兩件事:一是請上海歷史學會為將在柏林舉辦的饒家駒紀念碑落成儀式發去賀信。二是籌備2014年有關饒家駒歷史研究的國際研討會。

            當年9月10日,饒家駒逝世紀念日,一個關于他的紀念儀式,走過長長的歲月,走過長長的路,在柏林圣湖公墓舉行。秋雨綿綿,灑在中外紀念者身上,灑在饒家駒墓碑上“仁者愛人”四個漢字上。

            那一輪半月

            2014年夏,蘇智良帶領研究生王海鷗、胡皓磊、陳斌和李玉銘等,在上海追尋饒家駒“仁者愛人”的歷史痕跡。

            上師大宿舍里,一氣呵成讀完《饒家駒安全區》的王海鷗,激動且忐忑:自己年輕的腳步,還能否追趕上已被光陰推遠的歷史?

            清晨6點多,她和師兄李玉銘一起出發了。坐公交946路,轉926路,再步行5分鐘,走到上海檔案館,兩名青年學子走向他們無比期待又無法預測的饒家駒歷史調查。

            竟然有驚喜。在重復而枯燥的檢索與閱讀之后,他們找到了一本法文版小冊子《上海法租界警務處關于南市難民區的材料》。兩人不識法文,但有“笨”辦法:輪流依葫蘆畫瓢地抄寫,抄了整整一個星期。

            法文版手抄本經由蘇智良的學生、向明中學教師李君益翻譯后,其所提供的史料為此項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線索。

             1937年11月9日,饒家駒“以他的博愛、堅韌、獨創,在上海創立戰時平民救護的難民區”。中國人稱之為南市難民區,國際上則一律稱其為饒家駒區。其 位于南市舊城廂北部,占舊城廂三分之一面積,南以方浜路為界,東西北三面都以民國路(今人民路)為界。從地圖上看,整個南市難民區如同一輪半月。

            在抗戰的烽火連天中,那輪半月張開臂膀,庇護了30多萬中國難民,安頓那些驚魂不定的心。

            但70多年日新月異,今天的蘇智良和他的學生們已很難重溫當時月色。

            由于多年的商業開發和市政動遷,南市難民區一些重要舊址如今已面目全非,另有部分舊址位置存有爭議。

            特別是當年饒家駒辦公所在地,即難民區的中樞機構北區救火會舊址,今天究竟存在與否,說法不一。有學者認為其“在早年的豫園商業區改造過程中已被拆除”,而民間則有北區救火會就在方浜中路的說法。

            調查中,他們就此問題咨詢有關專家,有的認同方浜中路說,有的又提出舊址在豫園……莫衷一是。

            只好另辟蹊徑,去問問沉默的文獻資料。很幸運,蘇智良找到了一份《上海市行號路圖錄》,他們在這張1937年開始繪制的地圖上,發現了北區救火會的地址。而當年的《申報》關于北區救火會也留有“在安仁街的一側”的記錄。地圖與文字互為印證,答案水落石出。

             今天的方浜中路235號、安仁街路口,北區救火會舊址所在地。早年居住在南市的少年蘇智良,曾不知多少次到此。但那都只是漫不經心的路過。而這一回,歷 史學家蘇智良重返這個熟悉的路口,多少有點心潮起伏。畢竟,這并非又一次的漫不經心路過,這已是尋尋覓覓后歷史的洇渡。

            眼前,曾經的建筑已被新的五層樓取代,匯集了多家食肆,熱熱鬧鬧彌散著生活的煙火味。

            人來人往。

            但沒有人知道,70多年前發生在這里的故事。

            拯救歷史記憶

            總還會有一些人,知道這件事,甚至親歷過這件事。

            蘇智良迫不及待想找到他們:“我們要拯救這一重要事件的歷史記憶。當年的難民年紀最小的現在也80多歲了,再不做,就永遠沒有機會了。”

            找起來,談何容易?

             70多年滄海桑田,人海茫茫,他們唯一可以嘗試的路徑,就是去當年南市難民區所在的老城廂碰碰運氣。或許,有些難民此后一直生活于此,且仍在世。但城市 改造的洪流,已席卷了老城廂的大部分,即使在尚未動遷的里弄中,大部分住戶也都是解放后搬入的,他們的命運不曾與那段往事有過交集。

            不容易,也得試試。

            拿著學校開的證明,帶上攝像機、筆記本等調查工具,王海鷗、胡皓磊和陳斌到難民區舊址相關的所有居委會一一拜訪,詢問是否有年齡在80歲以上的老人,然后再找老人們問問是否知道此事。

            “沒聽說過呀!”“有這個事嗎?”聽聞他們的來意,居委會工作人員的反應大抵如此。

            廣福居委會一名工作人員,引著他們在轄區里弄兜了一大圈,問了五六位年逾八旬的老者,都說不知道。

            接連這樣走訪幾個居委會,也都無果。

            盛夏驕陽下,年輕的調查者們走在迂回的弄堂間,一路心情跌宕——抱著希望而去,帶著失望而出。王海鷗說當時他們“幾乎要絕望了。但既然來了,就再多跑幾家”。

            那就再多跑幾家。古城居委會是其中之一。聽說他們的來意后,有人指著辦公室里一位婦女說,“她婆婆100歲了。”

            當即,那位婦女給自己的婆婆余阿姣打了電話,問知不知道南市難民區。電話那端的回答是,知道。

            居住在安仁街的余阿姣,已100歲高齡,住在父親留給她的老宅里。她思路還清晰,用帶著寧波口音的上海話給他們講述了自己的“知道”:1937年,我就住在這里,這里被鐵門和鐵絲網封鎖起來了。日本兵進來后,不讓我們從前門進出,還不讓開燈,水井也被他們占據了……

            如此這般大海撈針,調查者又找到了第二位親歷者,家住南王醫馬弄86歲的王曉梅。王曉梅沒有見過饒家駒,但“有一個神父,一直做好事,幫助中國人”的印象卻銘記至今。

            上海拉貝

            塵埃,被縷縷撥開。

            歷史,為今天的研究者展露不輕易示人的深沉模樣。

            研究者覺得,有責任要把歷史的深沉力量和那個理應被記住的名字,傳遞給公眾。

             2014年11月,由上海市歷史學會和上海師范大學主辦的“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作為“中法友好年項目”之一在上海舉辦。阮瑪霞從美 國來了,還有許多學者從法國、德國來了;姜玉春自北京來參加研討會,還有許多上海本地學者參加了研討會。中外學者一致認為:這位在抗戰中救助難民的法國神 父,堪稱“上海拉貝”、“中國辛德勒”。

            研討會上放映了上海音像資料館制作的《饒家駒與戰時難民保護》歷史紀錄片,作為難民代表出席研討會的王曉梅老人,看完激動不已,為專家們講述起自己在難民區的往事。黑白影像與親歷者的講述,重現了那段非凡的歷史,讓今天的人們動容。

            80歲的劉復田老人在新聞里看到研討會消息后,徑直趕到研討會現場,他要傾述自己的記憶:“饒神父在南市救濟難民,對我而言是記憶猶新,幼時的我非常敬佩饒神父。”

            有史以來第一次,在饒家駒當年付出慈悲、作出壯舉的城市,舉辦關于他的紀念活動。

            沉寂那么久之后,這位書寫傳奇的法國神父,終于以“上海拉貝”之名,重返這座城市,重獲人們的敬意。

            其實,正如蘇智良所持觀點:饒家駒是拉貝的師傅。他首創的戰時保護平民安全區模式,直接促成了《日內瓦條約》修訂,這是寫入國際公約的第一個“上海模式”。

            姜玉春也別有一番感受:當年饒家駒的知名度要比拉貝高,是他幫助拉貝籌建南京安全區的。現在則是拉貝的知名度要比饒家駒高,起碼2013年我為饒家駒柏林紀念儀式而奔波時,是以拉貝的口碑來為他做宣傳的。當年饒家駒幫助了拉貝,而今天拉貝幫助了饒家駒。

            德國總領事和法國副總領事在研討會上共同致辭,這讓與會者覺得,“這再次證實了饒家駒歷史的廣泛國際性,以及歷史與現實意義。”而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所研究員湯重南的解讀則更為直接:從饒家駒、拉貝等國際和平友好人士的事跡,可見中國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為此主辦方發出了2015年在上海豫園—城隍廟一帶建立饒家駒及難民區紀念設施的倡議書,被一致通過。

            歷史歸來

            今天的人們正努力給歷史一個恰當的回應,讓蘊藉其間的偉大情懷和深沉力量,延綿向前。目前,饒家駒及難民區紀念設施正在籌備中,即將對世人開放。

             而蘇智良更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把饒家駒南市難民區與猶太難民收容區打包申遺。“一個是外國人救助了我們中國人,一個是中國人救助了猶太人,這都是發 生在上海的傳奇。它們互為應和,相得益彰,展示了上海這座城市的人道主義光芒和偉大精神,理應成為值得我們珍視與傳承的文化遺產。”

            言至此,蘇智良深深停頓了一下。

            他或許覺得,其實,2014的那個夏日,站在阜春街上,自己如同站在歷史與未來的相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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