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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侖從未說過中國是“睡獅”?

    2015-6-24 14:29:06

    來源:人民網歷史 作者:施愛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選稿:成昭遠

      在中國,拿破侖睡獅論可謂婦孺皆知。可是,許多西方學者曾經徹底翻檢過與拿破侖相關的原始資料,發現“無論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侖曾經說過這句話”。

      

    圖片說明:拿破侖“睡獅論”

      “睡獅論”來龍去脈

      “睡獅論”源起于西方基督教話語中常見的“喚醒東方論”,先是被清末外交家借用來闡釋中國的外交姿態,繼而被梁啟超化用,并創作了一則關于“喚醒睡獅”的寓言。清末革命宣傳家將“醒獅”立為民族國家的象征符號,將之應用到各種民族主義宣傳之中。在各種宣傳包裝之下,“睡獅論”逐漸融入到民眾的口頭傳播當中

      喚醒論的由來

      在中國,拿破侖睡獅論可謂婦孺皆知。可是,許多西方學者曾經徹底翻檢過與拿破侖相關的原始資料,發現“無論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侖曾經說過這句話”。美國學者費約翰建議將喚醒中國論的發明權歸于曾國藩的長子、著名外交家曾紀澤。

      1887年,曾紀澤在歐洲《亞洲季刊》上發表“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國先睡后醒論),文中提到,“愚以為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鴉片戰爭雖然打破了中國的安樂好夢,然而終未能使之完全蘇醒,隨后乃有圓明園大火,焦及眉毛,此時中國“始知他國皆清醒而有所營為,己獨沉迷酣睡,無異于旋風四圍大作,僅中心咫尺平靜。竊以此際,中國忽然醒悟”。據說此文發表之后,“歐洲諸國,傳誦一時,凡我薄海士民,諒亦以先睹為快”。

      但是喚醒論并非曾紀澤的發明,也不是針對中國的專利,日本、印度、韓國等東方國家,全都不約而同地被西方基督教文化所“喚醒”過。喚醒論是東西方對峙的文化語境中,基督教文化對于整個東方文化的一種居高臨下的論調,是“文明社會”對于“前文明社會”優越感的表現。曾紀澤是個基督徒,他借用了喚醒論作為話題入口,目的在于闡述中國溫和而不容欺侮的外交姿態。

      據一位美國學者的大略統計,從1890年到1940年間,美國有60余篇論文與30余部著作在標題中使用了“喚醒中國”這樣一種表達方式。可是,這些標題中所提及的喚醒對象往往是“中國龍”或“中國巨人”,從未有過“中國睡獅”的意象。那么,睡獅意象又是誰的發明呢?

      寧選睡獅不選飛龍

      梁啟超1899年的《動物談》講了一則寓言,第一次將睡獅與中國進行了勾聯。梁啟超說自己曾隱幾而臥,聽到隔壁有甲乙丙丁四個人正在討論各自所見的奇異動物。某丁說,他曾在倫敦博物院看到一個狀似獅子的怪物,有人告訴他:“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捩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 還說這就是曾紀澤譯作“睡獅”的怪物,是一頭“先睡后醒之巨物”。于是某丁“試撥其機”,卻發現什么反應都沒有,他終于明白睡獅早已銹蝕,如不能更易新機,則將長睡不醒。梁啟超聽到這里,聯想到自己的祖國依然沉睡不醒,愀然以悲,長嘆一聲:“嗚呼!是可以為我四萬萬人告矣!”

      雖然曾紀澤從未將中國比作睡獅,可是,梁啟超卻多次談到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后醒論》,指實睡獅論出自曾紀澤。梁啟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見領袖,文風淋漓大氣,筆鋒常帶情感,在清末知識分子當中極具影響力。而曾紀澤論文的文言版雖曾在報紙刊載,但并沒有收入《曾惠敏公遺集》,事實上很少有人能讀到原文。

      梁啟超寫作《動物談》時,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獅論最早是流行于日本留學生當中的。1900年之后的幾年,待喚醒或被喚醒的睡獅形象已經被賦予了喚醒國民、振奮民族精神的象征意義,反復出現于各種新興的報章雜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傾向的留學生雜志。

      清末民族主義者之所以寧選睡獅不選飛龍,除了將龍視作腐朽朝廷的象征物,還與龍在清末所負載的各種負面形象相關,正如丘逢甲詩云:“畫虎高于真虎價,千金一紙生風雷。我聞獅尤猛于虎,勸君畫獅勿畫虎。中國睡獅今已醒,一吼當為五洲主。不然且畫中國龍,龍方困臥無云從。東鱗西爪畫何益?畫龍須畫真威容。中原豈是無麟鳳,其奈潛龍方勿用。乞靈今日紛鉆龜,七十二鉆謀者眾。安能遍寫可憐蟲,毛羽介鱗供戲弄。”在詩人心目中,龍這條東鱗西爪的可憐蟲,早已成為供人戲弄的對象,只有威武的獅子,才能用來代表祖國的形象。

      睡獅論的傳播

      庚子事變之后,新興知識分子萌生強烈的啟蒙欲望。喚醒睡獅,以醒獅作為未來國旗、國歌的形象,逐漸成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許多著名文人如高燮、蔣觀云等,都曾創作《醒獅歌》。1904年4月出版的《教育必用學生歌》,收錄了18篇“近人近作新歌”,其中就有《醒獅歌》兩篇、《醒國民歌》一篇、《警醒歌》一篇。

      20世紀最初幾年,東京留學生明顯掌握了民族主義革命的啟蒙話語權。鄒容和陳天華兩位烈士的宣言式遺著,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獅”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華民族。這是清末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兩本必讀書,影響非常大。

      鄒容《革命軍》直接將中國比作睡獅:“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據說此書在上海出版之后,“凡摹印二十有余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餈餅以入,清關郵不能禁”。

      陳天華的未竟遺著《獅子吼》更是洛陽紙貴。作者寫自己夢見被一群虎狼追趕,乃長號一聲,山中有一只沉睡多年的大獅,“被我這一號,遂號醒來了,翻身起來,大吼一聲。那些虎狼,不要命的走了。山風忽起,那大獅追風逐電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作者還夢見兩面大國旗,黃緞為地,中繡大獅;又見到一本大書,封面畫一大吼獅子,題曰“光復紀事本末”。

      醒獅符號得到了清末革命家的頻繁使用。1905年,部分留日學生創辦《醒獅》月刊,渴望能將醒獅形象寫入未來新中國國歌:“如獅子兮,奮迅震猛,雄視宇內兮。誅暴君兮,除盜臣兮,彼為獅害兮。”此后,各種以“醒獅”命名的愛國期刊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如上海獅吼社先后發行的《醒獅》半月刊和《醒獅》月刊,山西大學曙社的《醒獅》半月刊,中國青年黨醒獅派的《醒獅》周報等。此外,長沙、蘭州、天津等地,均成立了以“醒獅”為名的青年社團,發行以“醒獅”為名的愛國期刊。

      佛教用語中早有“獅子吼”一說,據說獅子吼則百獸驚。抗日戰爭期間,著名高僧巨贊法師曾在桂林創辦《獅子吼月刊》,宣揚抗日救亡,在佛教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正因為醒獅符號暗合了傳統文化中獅子吼的正面內涵,新概念得以毫無阻礙地與人們固有的心理圖式重合在一起,得以迅速傳播。“睡獅—醒獅—獅子吼”,代表同一主體的三種雄獅狀態,自然也就可以用來指稱同一主體——中華民族。

    尋找西方代言人

    經過了清末革命家不遺余力的宣傳推廣,睡獅很快就成了一個通用的政治符號,不僅模糊了知識產權,甚至模糊了它的所指,只要說到疲弱的中國、蒙昧的中國、潛力的中國、甦生的中國、崛起的中國,幾乎都可以使用“睡/醒獅”來指代。

    盡管有許多證據說明睡獅論源于梁啟超的《動物談》,但是由于梁啟超與同盟會等革命團體在政治主張等方面的分歧,革命宣傳家從一開始就有意屏蔽了梁啟超的開拓性貢獻。留日學生的《江蘇》雜志,在1904年的一篇時評《德人干涉留學生》中特別提到:“德人者,素以瓜分中國為旨者也,數十年前,德相俾士麥(Otto Von Bismarck)已有毋醒東方睡獅之言。”這說明至遲在1904年,革命宣傳家已經開始尋找外國政治家作為睡獅論的代言人。

    1910年的《臺灣日日新報》曾發表一篇“翻譯”文章,假冒英國人的語氣說:“蓋今日之清國,非復前日之清國,睡獅已醒,怵然以大煙為深戒。”該報又有文章說:“昔日某西人,論清國之音樂,其言曰:支那人實不愧睡獅之稱也,舞樓戲館,茶園酒店,無一處不撞金鼓。”還有文章稱:“ 紐約《地球報》稱,人言清國為睡獅已醒者,偽也,彼亞東之獅,實今日猶酣睡夢鄉也。”

    1911年的時候,曾經有人對睡獅論做過追問:“西人言中國為睡獅,獅而云睡,終有一醒之時。以此語質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于是乎莫知其何取義矣。”作者到處向人打聽睡獅論的原始意義,均無答案,可知在清末的睡獅論中,不僅拿破侖還沒有出場,已經出場的曾紀澤、俾斯麥等人,均未取得睡獅論的主導權。但把睡獅論的知識產權贈與“西人”,大概已經成為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說法。

    蓋因國弱言輕,當時的中國人并沒有自成一家之言的話語權,“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侖、華盛頓所創造,盧梭、邊沁、孟德斯鳩之論說,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諸人訪求而后得者也,則心悅誠服,以為當行”。明明是中國人自己的觀點、自己的概念,卻偏要請西方人代言,似乎非如此則無話語力量。這大概是近百年的屢戰屢敗之后,國人積弱成疾的屈辱心態之必然反應。

    拿破侖最終勝出

    拿破侖與睡獅寓言相結合的具體時間很難鎖定。留學美國的胡適曾在1915年寫過這樣一段話:“拿破侖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為震悚。百年以來,世人爭道斯語,至今未衰。”可知當時的美國留學生已經將睡獅論歸入到拿破侖名下了。不過,這一說法在國內似乎不大流行,朱執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將睡獅論歸在德國政治家名下。

    粗略統計,至1920年,睡獅論的代言人已經有了特指的拿破侖說、俾斯麥說、威廉說,以及泛指的英人說、西人說、外國人說等,此外還保留著梁啟超所提到的曾紀澤說、烏理西(吳士禮)說等。不同的代言人之間,無疑形成了一種潛在的競爭關系。

    隨著時間推移,世界形勢不斷變化,俾斯麥和威廉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經很難激起新生代的傳播興趣。而拿破侖的種種英雄業績在各大媒體均有介紹,20世紀上半葉活躍在中國媒體的西方政治明星中,拿破侖可謂穩坐頭把交椅。在口頭傳播中,只有公眾熟悉的共同知識,才能為傳播者所理解、接受和記憶,那些日益冷僻的知識和名字,很快就會被淘汰。19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后,民族存亡之際,睡獅論再次獲得廣泛傳播,這一次,拿破侖終于脫穎而出,成為睡獅論的惟一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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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侖從未說過中國是“睡獅”?

    2015年6月24日 14:29 來源:人民網歷史

      在中國,拿破侖睡獅論可謂婦孺皆知。可是,許多西方學者曾經徹底翻檢過與拿破侖相關的原始資料,發現“無論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侖曾經說過這句話”。

      

    圖片說明:拿破侖“睡獅論”

      “睡獅論”來龍去脈

      “睡獅論”源起于西方基督教話語中常見的“喚醒東方論”,先是被清末外交家借用來闡釋中國的外交姿態,繼而被梁啟超化用,并創作了一則關于“喚醒睡獅”的寓言。清末革命宣傳家將“醒獅”立為民族國家的象征符號,將之應用到各種民族主義宣傳之中。在各種宣傳包裝之下,“睡獅論”逐漸融入到民眾的口頭傳播當中

      喚醒論的由來

      在中國,拿破侖睡獅論可謂婦孺皆知。可是,許多西方學者曾經徹底翻檢過與拿破侖相關的原始資料,發現“無論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侖曾經說過這句話”。美國學者費約翰建議將喚醒中國論的發明權歸于曾國藩的長子、著名外交家曾紀澤。

      1887年,曾紀澤在歐洲《亞洲季刊》上發表“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國先睡后醒論),文中提到,“愚以為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鴉片戰爭雖然打破了中國的安樂好夢,然而終未能使之完全蘇醒,隨后乃有圓明園大火,焦及眉毛,此時中國“始知他國皆清醒而有所營為,己獨沉迷酣睡,無異于旋風四圍大作,僅中心咫尺平靜。竊以此際,中國忽然醒悟”。據說此文發表之后,“歐洲諸國,傳誦一時,凡我薄海士民,諒亦以先睹為快”。

      但是喚醒論并非曾紀澤的發明,也不是針對中國的專利,日本、印度、韓國等東方國家,全都不約而同地被西方基督教文化所“喚醒”過。喚醒論是東西方對峙的文化語境中,基督教文化對于整個東方文化的一種居高臨下的論調,是“文明社會”對于“前文明社會”優越感的表現。曾紀澤是個基督徒,他借用了喚醒論作為話題入口,目的在于闡述中國溫和而不容欺侮的外交姿態。

      據一位美國學者的大略統計,從1890年到1940年間,美國有60余篇論文與30余部著作在標題中使用了“喚醒中國”這樣一種表達方式。可是,這些標題中所提及的喚醒對象往往是“中國龍”或“中國巨人”,從未有過“中國睡獅”的意象。那么,睡獅意象又是誰的發明呢?

      寧選睡獅不選飛龍

      梁啟超1899年的《動物談》講了一則寓言,第一次將睡獅與中國進行了勾聯。梁啟超說自己曾隱幾而臥,聽到隔壁有甲乙丙丁四個人正在討論各自所見的奇異動物。某丁說,他曾在倫敦博物院看到一個狀似獅子的怪物,有人告訴他:“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捩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 還說這就是曾紀澤譯作“睡獅”的怪物,是一頭“先睡后醒之巨物”。于是某丁“試撥其機”,卻發現什么反應都沒有,他終于明白睡獅早已銹蝕,如不能更易新機,則將長睡不醒。梁啟超聽到這里,聯想到自己的祖國依然沉睡不醒,愀然以悲,長嘆一聲:“嗚呼!是可以為我四萬萬人告矣!”

      雖然曾紀澤從未將中國比作睡獅,可是,梁啟超卻多次談到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后醒論》,指實睡獅論出自曾紀澤。梁啟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見領袖,文風淋漓大氣,筆鋒常帶情感,在清末知識分子當中極具影響力。而曾紀澤論文的文言版雖曾在報紙刊載,但并沒有收入《曾惠敏公遺集》,事實上很少有人能讀到原文。

      梁啟超寫作《動物談》時,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獅論最早是流行于日本留學生當中的。1900年之后的幾年,待喚醒或被喚醒的睡獅形象已經被賦予了喚醒國民、振奮民族精神的象征意義,反復出現于各種新興的報章雜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傾向的留學生雜志。

      清末民族主義者之所以寧選睡獅不選飛龍,除了將龍視作腐朽朝廷的象征物,還與龍在清末所負載的各種負面形象相關,正如丘逢甲詩云:“畫虎高于真虎價,千金一紙生風雷。我聞獅尤猛于虎,勸君畫獅勿畫虎。中國睡獅今已醒,一吼當為五洲主。不然且畫中國龍,龍方困臥無云從。東鱗西爪畫何益?畫龍須畫真威容。中原豈是無麟鳳,其奈潛龍方勿用。乞靈今日紛鉆龜,七十二鉆謀者眾。安能遍寫可憐蟲,毛羽介鱗供戲弄。”在詩人心目中,龍這條東鱗西爪的可憐蟲,早已成為供人戲弄的對象,只有威武的獅子,才能用來代表祖國的形象。

      睡獅論的傳播

      庚子事變之后,新興知識分子萌生強烈的啟蒙欲望。喚醒睡獅,以醒獅作為未來國旗、國歌的形象,逐漸成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許多著名文人如高燮、蔣觀云等,都曾創作《醒獅歌》。1904年4月出版的《教育必用學生歌》,收錄了18篇“近人近作新歌”,其中就有《醒獅歌》兩篇、《醒國民歌》一篇、《警醒歌》一篇。

      20世紀最初幾年,東京留學生明顯掌握了民族主義革命的啟蒙話語權。鄒容和陳天華兩位烈士的宣言式遺著,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獅”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華民族。這是清末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兩本必讀書,影響非常大。

      鄒容《革命軍》直接將中國比作睡獅:“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據說此書在上海出版之后,“凡摹印二十有余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餈餅以入,清關郵不能禁”。

      陳天華的未竟遺著《獅子吼》更是洛陽紙貴。作者寫自己夢見被一群虎狼追趕,乃長號一聲,山中有一只沉睡多年的大獅,“被我這一號,遂號醒來了,翻身起來,大吼一聲。那些虎狼,不要命的走了。山風忽起,那大獅追風逐電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作者還夢見兩面大國旗,黃緞為地,中繡大獅;又見到一本大書,封面畫一大吼獅子,題曰“光復紀事本末”。

      醒獅符號得到了清末革命家的頻繁使用。1905年,部分留日學生創辦《醒獅》月刊,渴望能將醒獅形象寫入未來新中國國歌:“如獅子兮,奮迅震猛,雄視宇內兮。誅暴君兮,除盜臣兮,彼為獅害兮。”此后,各種以“醒獅”命名的愛國期刊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如上海獅吼社先后發行的《醒獅》半月刊和《醒獅》月刊,山西大學曙社的《醒獅》半月刊,中國青年黨醒獅派的《醒獅》周報等。此外,長沙、蘭州、天津等地,均成立了以“醒獅”為名的青年社團,發行以“醒獅”為名的愛國期刊。

      佛教用語中早有“獅子吼”一說,據說獅子吼則百獸驚。抗日戰爭期間,著名高僧巨贊法師曾在桂林創辦《獅子吼月刊》,宣揚抗日救亡,在佛教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正因為醒獅符號暗合了傳統文化中獅子吼的正面內涵,新概念得以毫無阻礙地與人們固有的心理圖式重合在一起,得以迅速傳播。“睡獅—醒獅—獅子吼”,代表同一主體的三種雄獅狀態,自然也就可以用來指稱同一主體——中華民族。

    尋找西方代言人

    經過了清末革命家不遺余力的宣傳推廣,睡獅很快就成了一個通用的政治符號,不僅模糊了知識產權,甚至模糊了它的所指,只要說到疲弱的中國、蒙昧的中國、潛力的中國、甦生的中國、崛起的中國,幾乎都可以使用“睡/醒獅”來指代。

    盡管有許多證據說明睡獅論源于梁啟超的《動物談》,但是由于梁啟超與同盟會等革命團體在政治主張等方面的分歧,革命宣傳家從一開始就有意屏蔽了梁啟超的開拓性貢獻。留日學生的《江蘇》雜志,在1904年的一篇時評《德人干涉留學生》中特別提到:“德人者,素以瓜分中國為旨者也,數十年前,德相俾士麥(Otto Von Bismarck)已有毋醒東方睡獅之言。”這說明至遲在1904年,革命宣傳家已經開始尋找外國政治家作為睡獅論的代言人。

    1910年的《臺灣日日新報》曾發表一篇“翻譯”文章,假冒英國人的語氣說:“蓋今日之清國,非復前日之清國,睡獅已醒,怵然以大煙為深戒。”該報又有文章說:“昔日某西人,論清國之音樂,其言曰:支那人實不愧睡獅之稱也,舞樓戲館,茶園酒店,無一處不撞金鼓。”還有文章稱:“ 紐約《地球報》稱,人言清國為睡獅已醒者,偽也,彼亞東之獅,實今日猶酣睡夢鄉也。”

    1911年的時候,曾經有人對睡獅論做過追問:“西人言中國為睡獅,獅而云睡,終有一醒之時。以此語質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于是乎莫知其何取義矣。”作者到處向人打聽睡獅論的原始意義,均無答案,可知在清末的睡獅論中,不僅拿破侖還沒有出場,已經出場的曾紀澤、俾斯麥等人,均未取得睡獅論的主導權。但把睡獅論的知識產權贈與“西人”,大概已經成為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說法。

    蓋因國弱言輕,當時的中國人并沒有自成一家之言的話語權,“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侖、華盛頓所創造,盧梭、邊沁、孟德斯鳩之論說,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諸人訪求而后得者也,則心悅誠服,以為當行”。明明是中國人自己的觀點、自己的概念,卻偏要請西方人代言,似乎非如此則無話語力量。這大概是近百年的屢戰屢敗之后,國人積弱成疾的屈辱心態之必然反應。

    拿破侖最終勝出

    拿破侖與睡獅寓言相結合的具體時間很難鎖定。留學美國的胡適曾在1915年寫過這樣一段話:“拿破侖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為震悚。百年以來,世人爭道斯語,至今未衰。”可知當時的美國留學生已經將睡獅論歸入到拿破侖名下了。不過,這一說法在國內似乎不大流行,朱執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將睡獅論歸在德國政治家名下。

    粗略統計,至1920年,睡獅論的代言人已經有了特指的拿破侖說、俾斯麥說、威廉說,以及泛指的英人說、西人說、外國人說等,此外還保留著梁啟超所提到的曾紀澤說、烏理西(吳士禮)說等。不同的代言人之間,無疑形成了一種潛在的競爭關系。

    隨著時間推移,世界形勢不斷變化,俾斯麥和威廉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經很難激起新生代的傳播興趣。而拿破侖的種種英雄業績在各大媒體均有介紹,20世紀上半葉活躍在中國媒體的西方政治明星中,拿破侖可謂穩坐頭把交椅。在口頭傳播中,只有公眾熟悉的共同知識,才能為傳播者所理解、接受和記憶,那些日益冷僻的知識和名字,很快就會被淘汰。19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后,民族存亡之際,睡獅論再次獲得廣泛傳播,這一次,拿破侖終于脫穎而出,成為睡獅論的惟一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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