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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特別黨員”名單:張學良也是共產黨員?

    2015-8-13 09:44:51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選稿:成昭遠

      

      張學良(資料圖)

      本文原載于《黨建文匯》

      不過組織生活的“特別黨員”

      什么是特別黨員?張聞天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凡黨員處于特別地位,而不過一般黨的組織生活者,謂之特別黨員。”從這段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特別黨員是指那些具有較高社會地位擔負特別的工作任務而受到特別管理的黨員。

      特別黨員通常都具有特別的社會身份,主要是當時社會的“中上層社會出身”或“其社會地位與中上層有聯系”。

      特別黨員的入黨介紹人往往由黨的中高級領導人擔任,常常需要黨中央批準。

      對特別黨員的管理也很特殊。當時中央組織部曾規定:“一切有上層地位的黨員,應該由適當高級黨委直接管理。”一不編入支部,二是由高級別的負責同志與之個別聯系。這是為特別黨員的身份保密。特別黨員的黨員身份不僅對黨外保密,即使在黨內也只有很少幾個人知情。趙壽山1942年由毛澤東批準入黨,中央其他領導人都不知道這情況。

      中共特別黨員不完全名單

      湖南湘潭人,在中國近代史上聲名顯赫。他曾依附于袁世凱,于1915年8月領銜與孫毓筠、嚴復、劉師培、胡瑛、李燮和等發起組織了所謂“籌安會”,并被推為會長,策劃恢復帝制。袁世凱死后,楊度受到通緝,遂移居天津外國租界,以習佛度日。從1922年起,楊度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轉變,他開始擁護孫中山,擁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1924年國共合作之后,他與李大釗等建立了聯系,并參加了“反帝大聯盟”的活動。1927年李大釗被張作霖逮捕后,他還參與了營救活動。1929年,楊度移居上海,參加了“中國互濟會”。同年秋,又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由周恩來負責與其單線聯系。

      由于楊度是名人,又是一代大儒,他的入黨,對中共在上海聯系和爭取各類社會賢達、上流人士的支持與同情,以及為中共收集特別情報,有著重要的影響和作用。1931年楊度病逝后,周恩來還派人去楊家進行了吊唁。

      1975年10月,病中的周恩來讓工作人員轉告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修訂編輯委員會,在編寫“楊度”這一條目時,要將楊度是中共黨員、為黨做過一些工作這一史實寫入,以免日后湮沒無聞。

      胡鄂公(1884-1951)

      湖北江陵人。參加過辛亥革命,早年曾是“共和會”的干事長,后是“京津同盟會”的軍事部成員,又曾在天津組建“北方革命協會”,自任會長。民國成立后,胡鄂公于1912年4月加入共和黨,并在天津創辦《大中華日報》,參加過反對袁世凱的活動。1913年4月,他當選為國會議員,后在議會中與張伯烈等組成新共和黨。1921年,他與熊德山、汪劍農等聯絡湖北青年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發行《今日》雜志。1922年12月,他出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長。

      胡鄂公的政治色彩十分斑駁。他的入黨有一個歷史背景:中共成立后,逐漸從單一的工人運動轉向更加寬廣的政治領域,與上層政界人物的聯系也日漸增多。胡鄂公經李大釗介紹,秘密加入了共產黨,而且由他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也集體入黨。1924年1月,李大釗南下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大,胡鄂公代為主持中共北方地區工作。他還以議員的公開身份參加了彈劾“二·七慘案”兇手、開展勞動立法運動等。1924年7月,他聯合參、眾兩院的進步議員和進步團體,發起并成立了“反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并創辦《反帝國主義運動》旬刊。

      1927年11月,胡鄂公一度擔任過中共北京臨時市委宣傳部長,后被捕脫黨。新中國成立后,他去了臺灣。

      江浩(?-1930)

      原同盟會會員,后來成為北洋政府的國會議員,其間秘密加入共產黨,后一直以天津煙酒公賣局局長的公開身份掩護革命工作。據盛忠亮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記載:在大革命期間,江浩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江浩在回國途中患病,死于海參崴。

      劉少白(1883-1968)

      山西興縣人,晚清貢生、民國議員。

      “五·四”運動后,劉少白開始接觸馬列主義(其女劉亞雄是中共較早的女黨員之一)。劉少白曾任河北省建設廳秘書長、北洋政府國會議員。當年,北京虎坊橋的劉少白公館,曾是中共的秘密聯絡點。劉少白曾參與營救過多名中共人士,其中有王若飛、楊獻珍等。黨中央寄給中共河北省委的活動經費也由他轉送。

      1937年初,他回到太原,積極投身山西的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8月,劉少白由王若飛、安子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過,此前他實際上已是“秘密黨員”了。

      此后,劉少白擔任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興縣分會的經濟部長,負責征集糧草,支援八路軍一二○師開辟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新中國成立后,劉少白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員、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山西省監察委員會委員等。

      趙壽山(1894-1965)

      原名趙生齡,1894年11月12日生于陜西戶縣北鄉定舟村。1924年加入西北軍楊虎城部。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他與紅四方面軍建立聯系,訂立互不侵犯的秘密協定。1935年后,逐步接受了中共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6年,他曾向楊虎城建議聯共反蔣抗日。西安事變中,他兼任西安市公安局長,負責指揮西安市內的軍事行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趙壽山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七·七”事變后,他率17師參加了河北保定新安鎮阻擊戰和漕河、阜河對日作戰,10月率部在娘子關激戰13晝夜,重創日軍。1937年底他到延安會見毛澤東,表示擁護中共主張,接受中共領導。1938年1月所部開赴晉東南,接受第二戰區東路軍朱德、彭德懷指揮,配合八路軍在晉東南反日軍“九路圍攻”。同年夏升任第38軍軍長,在中條山地區堅持抗日作戰,挫敗了日軍11次“掃蕩”。1942年,趙壽山秘密加入中共。

      1947年,他利用“出國考察水利”的準備時間,在董必武的精心安排下,于1947年3月到達晉冀魯豫解放區。1948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后為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副司令員,為解放西北做出了貢獻。新中國成立后,歷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陜西省委常委、陜西省省長,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1955年被授予一級解放勛章。1965年6月20日在北京病逝。

      歷史懸案:少帥也是中共黨員?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曾發給中共中央書記處一封電報:“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于一切愿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鉆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這段文字表明張學良入黨確有其事。

      中共中央統戰部原部長閻明復曾就張學良是不是中共黨員的問題問過呂正操,呂明確答復說:“張漢公是中共黨員”。

      主持東北軍史整理編輯工作的宋黎也曾就此事詢問過西安事變前后曾代表中共中央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葉劍英元帥。“葉帥給予了肯定的答復”。

      1936年8月9日,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4人聯名給張學良寫了一封長信,談了17個問題。信中開頭就稱‘李宜同志’,這是張學良與紅軍聯系的化名。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與張學良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計8條。”這封信里稱張學良為同志,稱楊虎城卻沒有稱同志。1956年,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時,周恩來特將高崇民先生懷念張學良詩中“一人憔悴在東南”句改為“一人奮斗在東南”。如果聯系張學良早已是中共秘密黨員的背景,可能不難理解周恩來突出“奮斗”之心意。

      張學良重獲自由以后也曾對記者說:“我就是共產黨呀。”

      也許,少帥到底是不是中共黨員將成為一樁歷史懸案(類似的有爭議的情況還有宋慶齡等),我們永遠也沒有辦法證實了。但他們是不是中共黨員也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們都為中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自己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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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特別黨員”名單:張學良也是共產黨員?

    2015年8月13日 09:44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張學良(資料圖)

      本文原載于《黨建文匯》

      不過組織生活的“特別黨員”

      什么是特別黨員?張聞天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凡黨員處于特別地位,而不過一般黨的組織生活者,謂之特別黨員。”從這段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特別黨員是指那些具有較高社會地位擔負特別的工作任務而受到特別管理的黨員。

      特別黨員通常都具有特別的社會身份,主要是當時社會的“中上層社會出身”或“其社會地位與中上層有聯系”。

      特別黨員的入黨介紹人往往由黨的中高級領導人擔任,常常需要黨中央批準。

      對特別黨員的管理也很特殊。當時中央組織部曾規定:“一切有上層地位的黨員,應該由適當高級黨委直接管理。”一不編入支部,二是由高級別的負責同志與之個別聯系。這是為特別黨員的身份保密。特別黨員的黨員身份不僅對黨外保密,即使在黨內也只有很少幾個人知情。趙壽山1942年由毛澤東批準入黨,中央其他領導人都不知道這情況。

      中共特別黨員不完全名單

      湖南湘潭人,在中國近代史上聲名顯赫。他曾依附于袁世凱,于1915年8月領銜與孫毓筠、嚴復、劉師培、胡瑛、李燮和等發起組織了所謂“籌安會”,并被推為會長,策劃恢復帝制。袁世凱死后,楊度受到通緝,遂移居天津外國租界,以習佛度日。從1922年起,楊度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轉變,他開始擁護孫中山,擁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1924年國共合作之后,他與李大釗等建立了聯系,并參加了“反帝大聯盟”的活動。1927年李大釗被張作霖逮捕后,他還參與了營救活動。1929年,楊度移居上海,參加了“中國互濟會”。同年秋,又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由周恩來負責與其單線聯系。

      由于楊度是名人,又是一代大儒,他的入黨,對中共在上海聯系和爭取各類社會賢達、上流人士的支持與同情,以及為中共收集特別情報,有著重要的影響和作用。1931年楊度病逝后,周恩來還派人去楊家進行了吊唁。

      1975年10月,病中的周恩來讓工作人員轉告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修訂編輯委員會,在編寫“楊度”這一條目時,要將楊度是中共黨員、為黨做過一些工作這一史實寫入,以免日后湮沒無聞。

      胡鄂公(1884-1951)

      湖北江陵人。參加過辛亥革命,早年曾是“共和會”的干事長,后是“京津同盟會”的軍事部成員,又曾在天津組建“北方革命協會”,自任會長。民國成立后,胡鄂公于1912年4月加入共和黨,并在天津創辦《大中華日報》,參加過反對袁世凱的活動。1913年4月,他當選為國會議員,后在議會中與張伯烈等組成新共和黨。1921年,他與熊德山、汪劍農等聯絡湖北青年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發行《今日》雜志。1922年12月,他出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長。

      胡鄂公的政治色彩十分斑駁。他的入黨有一個歷史背景:中共成立后,逐漸從單一的工人運動轉向更加寬廣的政治領域,與上層政界人物的聯系也日漸增多。胡鄂公經李大釗介紹,秘密加入了共產黨,而且由他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也集體入黨。1924年1月,李大釗南下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大,胡鄂公代為主持中共北方地區工作。他還以議員的公開身份參加了彈劾“二·七慘案”兇手、開展勞動立法運動等。1924年7月,他聯合參、眾兩院的進步議員和進步團體,發起并成立了“反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并創辦《反帝國主義運動》旬刊。

      1927年11月,胡鄂公一度擔任過中共北京臨時市委宣傳部長,后被捕脫黨。新中國成立后,他去了臺灣。

      江浩(?-1930)

      原同盟會會員,后來成為北洋政府的國會議員,其間秘密加入共產黨,后一直以天津煙酒公賣局局長的公開身份掩護革命工作。據盛忠亮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記載:在大革命期間,江浩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江浩在回國途中患病,死于海參崴。

      劉少白(1883-1968)

      山西興縣人,晚清貢生、民國議員。

      “五·四”運動后,劉少白開始接觸馬列主義(其女劉亞雄是中共較早的女黨員之一)。劉少白曾任河北省建設廳秘書長、北洋政府國會議員。當年,北京虎坊橋的劉少白公館,曾是中共的秘密聯絡點。劉少白曾參與營救過多名中共人士,其中有王若飛、楊獻珍等。黨中央寄給中共河北省委的活動經費也由他轉送。

      1937年初,他回到太原,積極投身山西的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8月,劉少白由王若飛、安子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過,此前他實際上已是“秘密黨員”了。

      此后,劉少白擔任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興縣分會的經濟部長,負責征集糧草,支援八路軍一二○師開辟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新中國成立后,劉少白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員、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山西省監察委員會委員等。

      趙壽山(1894-1965)

      原名趙生齡,1894年11月12日生于陜西戶縣北鄉定舟村。1924年加入西北軍楊虎城部。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他與紅四方面軍建立聯系,訂立互不侵犯的秘密協定。1935年后,逐步接受了中共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6年,他曾向楊虎城建議聯共反蔣抗日。西安事變中,他兼任西安市公安局長,負責指揮西安市內的軍事行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趙壽山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七·七”事變后,他率17師參加了河北保定新安鎮阻擊戰和漕河、阜河對日作戰,10月率部在娘子關激戰13晝夜,重創日軍。1937年底他到延安會見毛澤東,表示擁護中共主張,接受中共領導。1938年1月所部開赴晉東南,接受第二戰區東路軍朱德、彭德懷指揮,配合八路軍在晉東南反日軍“九路圍攻”。同年夏升任第38軍軍長,在中條山地區堅持抗日作戰,挫敗了日軍11次“掃蕩”。1942年,趙壽山秘密加入中共。

      1947年,他利用“出國考察水利”的準備時間,在董必武的精心安排下,于1947年3月到達晉冀魯豫解放區。1948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后為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副司令員,為解放西北做出了貢獻。新中國成立后,歷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陜西省委常委、陜西省省長,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1955年被授予一級解放勛章。1965年6月20日在北京病逝。

      歷史懸案:少帥也是中共黨員?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曾發給中共中央書記處一封電報:“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于一切愿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鉆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這段文字表明張學良入黨確有其事。

      中共中央統戰部原部長閻明復曾就張學良是不是中共黨員的問題問過呂正操,呂明確答復說:“張漢公是中共黨員”。

      主持東北軍史整理編輯工作的宋黎也曾就此事詢問過西安事變前后曾代表中共中央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葉劍英元帥。“葉帥給予了肯定的答復”。

      1936年8月9日,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4人聯名給張學良寫了一封長信,談了17個問題。信中開頭就稱‘李宜同志’,這是張學良與紅軍聯系的化名。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與張學良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計8條。”這封信里稱張學良為同志,稱楊虎城卻沒有稱同志。1956年,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時,周恩來特將高崇民先生懷念張學良詩中“一人憔悴在東南”句改為“一人奮斗在東南”。如果聯系張學良早已是中共秘密黨員的背景,可能不難理解周恩來突出“奮斗”之心意。

      張學良重獲自由以后也曾對記者說:“我就是共產黨呀。”

      也許,少帥到底是不是中共黨員將成為一樁歷史懸案(類似的有爭議的情況還有宋慶齡等),我們永遠也沒有辦法證實了。但他們是不是中共黨員也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們都為中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自己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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