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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姐因何被國民黨捕獲:其領導已腐化被捕即叛變

    2015-9-22 08:40:30

    來源:人民網 選稿:成昭遠

      核心提示:據獄中了解情況的同志揭發,其他幾個叛徒在私生活上也都不干凈,劉國定更是“五毒俱全。”對此,《報告》指出:“在工作上因為經常檢討(總結經驗教訓)、 (向上級)報告,相對來講有問題比較容易發現,也有較多改正機會。而對私生活一般不太注意。在對這些問題的處理上卻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優劣。”

      

      江姐資料圖

      不久熱播的電視劇《江姐》,提到了渣滓洞、白公館監獄里的共產黨員們犧牲前集體留給黨組織的最后遺書——“獄中八條”。獄中的革命者們預見到國民黨政權在潰敗前夕很可能實行瘋狂的大屠殺,他們有話要對黨講,“獄中八條”就是他們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的最后訴說和囑托——切實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防止歷史悲劇重演。那么,“獄中八條”是怎樣產生的?它是針對當時什么問題提出來的?其中蘊涵著怎樣的歷史教訓和深刻意義?

      1949年11月,犧牲在重慶渣滓洞、白公館兩座監獄的共產黨員們,通過脫險同志向黨提出了一份意見和建議。他們總結歷史經驗,仰望黎明的曙光,寄希望于黨:切實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意見”共八條,也稱“獄中八條”: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進行整黨整風;八、懲辦叛徒特務。這個材料于1989年首次披露。“獄中八條”至今仍然有著巨大的震撼力。

      ■烈士們犧牲前叮嚀可能活著出去的同志,把他們最后的囑托報告給黨,羅廣斌完成了這個重托

      1948年9月,共產黨員羅廣斌因叛徒出賣被捕,隨后被關進渣滓洞監獄樓上七室。樓七室是隔離室,專關態度“頑固”、不守監規的犯人,管理更加嚴格,平時不準放風。樓七室里有一位羅廣斌認識的囚犯張國維(1939年入黨,被捕前任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委員),直接領導過羅廣斌的工作,互相很熟悉。乘特務看守不注意,兩人悄悄交談。張國維十分冷靜地分析羅廣斌的情況。羅廣斌的哥哥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基于此,張國維估計羅廣斌最有可能活著出去,他叮囑羅廣斌要注意搜集情況,征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從此,羅廣斌肩負著這項特殊任務,作了一個有心人。

      1949年元月17日,是江姐(即江竹筠)丈夫彭詠梧在武裝起義前線犧牲周年紀念日,渣滓洞監獄各囚室的難友紛紛采用各種形式慰問女囚室里的江姐。江姐的回報是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一、被捕前的總結;二、被捕后的案情應付;三、獄中的學習。”各囚室先后分情況進行了討論。這對提高獄中同志的斗爭意志和思想認識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2月,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在這里,他與同室難友劉國鋕(他的入黨介紹人,被捕前任沙磁區學運特支書記)、王樸(被捕前任重慶北區工委委員)、陳然(被捕前任《挺進報》特支委員)等進一步結成生死患難之交,進行過多次深入的討論。就在“11·27”大屠殺那天子夜,當渣滓洞的屠殺火焰還在燃燒之際,在白公館的羅廣斌帶領尚未被殺的十多位難友,乘敵人疏于看守之機,冒死突圍,沖出牢籠,蟄伏鄉間,三天之后迎來重慶解放。羅廣斌終于活著出來,得以向黨報告烈士們的最后囑托。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12月1日成立“脫險同志聯絡處”,接待從各個監獄脫險的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羅廣斌參加了籌備楊虎城將軍和“11·27”殉難烈士追悼會的工作。為了執行難友們的囑托,他每天夜晚趴在地鋪上奮筆疾書,追記和整理同志們在獄中的討論和總結。到12月25日,即大屠殺后的第28天,重慶解放后的第25天,羅廣斌的這份名為《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寫成,上報給中共重慶市委。

      這份報告為七個部分,現在只存第一、二、三、七四個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報告比較充分地反映了當時地下斗爭、監獄斗爭的艱難歷程、《挺進報》事件引發的大破壞帶來的慘痛教訓和烈士們的崇高精神風貌。第七部分即“獄中意見”八條,約3000多字,是《報告》的核心部分。面對敵人的屠刀,獄中的共產黨員們爭取活著,準備死去,滿懷豪情,慷慨激昂;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沉著冷靜,作深層次的理性思考,著重從黨的工作自身找問題。這是一群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披瀝赤忱傾訴的真知灼見。在烈火與熱血中,烈士們得到永生;在烈火與熱血中,“獄中意見”八條也得以產生。

      ■獄中同志認為:少數領導干部腐化是造成重慶地下黨組織大破壞的一個重要原因;元兇禍首劉國定由生活腐化走向政治腐化,從內部來破壞黨

      獄中同志的意見和建議集中起來,就是強烈要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在黨的自身建設中最重要的是領導班子的建設;在領導班子的建設中要特別注意防止領導成員腐化。這是獄中同志們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訓。

      1948年由《挺進報》事件帶來的重慶地下黨組織大破壞,主要是由于幾個主要領導干部相繼叛變,才造成一度難以遏止的破壞勢頭。叛徒人數很少,只占被捕人數的5%,但是影響極壞,破壞性極大。《報告》著重揭露了幾個叛徒的內心世界和蛻變規律,久遠地警示革命后來人。例如,大破壞的元兇禍首劉國定,重慶秘密學聯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38年入黨,先后擔任巴縣縣委書記,巴縣中心縣委宣傳部長,重慶市委副書記、川東特別區臨工委委員、重慶市工委書記。此人工于心計,城府甚深,察言觀色,能言善辯,在抗日救亡運動中鋒頭頗健,在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工作中也發揮過積極作用,受到同志們的好評和領導的器重。但是他在骨子里是個人至上主義者。他叛變后出賣了多位共產黨員,因此受到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鳳的嘉獎和接見,并正式升為上校。

      “獄中意見”還提出領導機構(領導班子)存在的問題。獄中同志認為,川東臨委書記王璞(在武裝起義中犧牲)的人品是好的。但是在發現劉國定的生活作風問題后,卻拿他沒有辦法,投鼠忌器,于是遷就。王璞無可奈何,只好買一套《三國演義》,回鄉看小說,生悶氣。“獄中意見”尖銳地指出,這種軟弱無能、聽任自流也是領導機構的一種腐敗。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幾個叛徒個人品質上的問題以外,還由于在地下環境中,長期隱蔽,相對平靜安全,缺乏激烈斗爭的鍛煉,少數人脫離黨和黨員的監督,容易滋長消極和腐化。

      ■平時道貌岸然、大講革命氣節的冉益智的叛變,給同志們增添了幾分清醒:“不要理想主義”

      叛徒中冉益智是另一類典型,1948年4月16日他在北碚被捕,經不住特務的突擊刑訊,供出北碚學運特支書記胡有猶,隨后又供出已被捕但還未被敵特查明身份的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但還有所保留,也被關進白公館。在白公館,冉益智的精神完全崩潰。過去受他教育、對他崇拜的下級反過來幫助他,勸他懸崖勒馬,就此穩住,不能再往下滑,但是拖他不住。冉益智主動要求出牢,參加特務組織,要中校未成,以少校成交。

      在特務組織里,他與劉國定不同,顯得特別“溫良恭儉讓”,對誰都點頭哈腰、笑臉相迎,頗得特務們的好感。他一切從個人利害考慮,一方面不動聲色地出賣黨組織和重要干部以邀功;一方面又留有后手,保留一些人,即使特務發現也不至懷疑他的“忠誠”,同時也準備將來為自己開脫留點余地。但他在出賣同志、破壞黨時卻絕不手軟。往日,他道貌岸然,大講革命理論革命氣節,在為曾紫霞舉行入黨宣誓儀式時,劉國鋕領誓,冉益智監誓。冉益智在講話中著重對他們進行革命氣節教育。就是這個冉益智,只不過過了半個月,就把他領導下的這對未婚夫婦出賣了。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北碚與學運特支書記胡有猶(后為烈士)談話,這時破壞已經開始,陸續有人被捕。他特別強調,如果出事,一定要堅持革命氣節。第二天,冉被捕后第一個出賣的就是胡有猶。所以胡有猶提起冉益智就滿腔怒火,切齒痛恨。冉益智等幾個領導干部的叛變確實給同志們心靈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陰影,但卻沒有影響他們的基本信念,反倒是增添了幾分清醒。

      在地下時期,大都實行單線聯系。直接領導人就是組織,就是黨的代表,下面的同志對他們十分敬仰,抹上了一層理想的光輝。《報告》說:“加上(劉國定、冉益智等)上級領導人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說大話,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辦法。”以至有的年輕同志對他們盲目崇拜,事事依賴,甚至有的同志舉止言行都模仿他們的樣子,到頭來卻被自己敬仰和崇拜的對象出賣了。這一堂反面課上得十分深刻。

      在獄中,同志們聯系自己的思想討論如何看待組織存在的問題。江姐早先就說過:“不要以為組織是萬能的,我們的組織里還有許多缺點。”王樸檢查自己的認識說,在被捕前一直迷信上級,依賴組織,沒有想過自己就是組織的一部分,組織的力量要靠各個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發揮整體的戰斗作用。他說:“以前我對組織一直是用理想主義的觀點來看,今后一定要用現實主義的立場來看了。”獄中同志所反對的“理想主義”,是指把一切都理想化,以至產生迷信,喪失現實感,那就是一個糊涂人,甚至可能反過來影響對理想、對黨對革命前途的信念。這是先烈用血寫下的教訓。

      ■獄中同志在總結經驗教訓時得出一個共識:要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報告》指出:“從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較,經濟、戀愛問題、私生活問題,這三個個人問題處理得好壞、往往決定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對革命是否忠貞。”這一段話似乎說得絕對了一點,但卻是當時實際情況的寫真。個人私生活和革命大節之間往往并不隔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這里把眾多烈士和少數叛徒加以比較,形成十分鮮明的對照。烈士們都有著豐富的感情世界。他們熱愛生活,眷戀親人,喜怒哀樂,有血有肉。江姐的遺書、蘭蒂裕的《示兒》詩,以及許許多多烈士的遺書遺言,反映了他們共同的精神境界。而幾個叛徒的一個共同特點,恰是在這幾個問題上過不了關。李文祥是因為兒女情長不能自拔而終于下水的。李文祥于1948年4月為劉國定出賣被捕,關在白公館。開始還比較好,只是苦念妻子。妻子熊詠輝關在渣滓洞女牢。特務利用李的弱點,經常把他提到渣滓洞審訊,而且讓他與妻子見面,每見一次他就要痛哭一次。特務威脅他:“這是最后一面了。”他便徹底崩潰,在坐牢八個月之后,于12月叛變,出賣了他領導的16個同志(三人被捕犧牲),主動要求“參加工作”(當特務),并宣布了叛變的“三大理由”:“一、我被捕不該自己負責(是上級出賣),而且堅持了八個月,與我有關的朋友應該已經轉移了,如果不走,不能怪我。二、苦了這么多年(他常說,早年就作過縣委書記),眼看勝利了,自己卻見不到。我死了對革命也沒有幫助;參加工作(當特務)也不會影響勝利的到來。組織已經完了,我只能為自己打算。三、我太太身體太壞,會拖死在牢里,為她著想我只有‘工作’。”劉國鋕針對李文祥和冉益智說:“這種人連叛變也能講出一大套道理!”令人不勝嘆息。

      據獄中了解情況的同志揭發,其他幾個叛徒在私生活上也都不干凈,劉國定更是“五毒俱全。”對此,《報告》指出:“在工作上因為經常檢討(總結經驗教訓)、(向上級)報告,相對來講有問題比較容易發現,也有較多改正機會。而對私生活一般不太注意。在對這些問題的處理上卻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優劣。”

      ■在革命高潮中往往卷進一些投機分子,他們是“紙糊的窗戶”,一戳就破,叛徒李忠良就是投機分子的典型

      在革命高潮中往往卷進一些投機者,這不可避免,也不足為怪。革命隊伍能吸引更多的人參加是件好事。問題是在革命過程中,黨的組織要對每個參加革命的人,特別是黨員干部加強思想教育;每個參加革命的人要自覺改造思想,真正樹立革命人生觀。地下斗爭、武裝斗爭和監獄斗爭是真槍實彈過硬的事,來不得半點虛假。平時有虛假,關鍵時刻就要大暴露。紙糊的窗戶,一戳就破。叛徒李忠良是個小角色,卻是投機分子的典型。他本是一個青年學生,追求南開中學一位女同學,但女方卻看不上他。在當時進步潮流的推動下,他到華鎣山地區參加革命,做群眾工作,想鍍一層金,積累一點政治本錢。在鄉下表現甚是積極熱情,又頗能說會道,被發展入黨,甚至當了聯絡員,了解不少情況。等到武裝起義的槍聲打響,他就溜了。回到重慶后忙著追女朋友,以下過鄉為資本,信口吹牛。他為劉國定出賣后,一被捕就叛變。他帶著特務四處抓人,當了軍統的中尉。

      ■革命中的考驗是非常殘酷的,兩個資格最老、職位最高的叛徒蒲華輔、涂孝文沒有經受住考驗而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典型

      《報告》指出:在監獄里,“毒刑拷打,單憑個人的勇氣和肉體的忍耐,是沒法子忍受的。沒有堅強的革命意識,沒有犧牲個人,貢獻革命的思想準備,便不可能通過考驗。”大多數同志是經受住了這種考驗的。例如,江姐受刑昏死三次,她說:“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驗。”楊虞裳(下川東地工委委員)在受刑時對特務說:“我現在是在你們的老虎凳上保衛我們的黨。”而兩個資格最老、職位最高的干部蒲華輔和涂孝文卻沒有經受住這種考驗。

      蒲華輔是十年內戰時期的老黨員,1949年初在成都被捕。特務用酷刑(背“火背兜”)逼供,他熬不過,供出了川康特委其他領導人和國民黨軍隊系統的黨員干部,以及與黨有密切聯系的高層民主人士,造成嚴重后果。涂孝文曾是黨的“七大”代表,后任川東特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工委書記。為冉益智出賣,在萬縣被捕。特務用棉被蒙著他的頭,亂棍毒打。他供出江姐等30多人,后果也十分嚴重。他們先后被押解到重慶,先在集中營內的楊家山受優待,后來關進白公館。在獄中同志的勸告和教育下,他們拒絕再供人,拒絕參加特務組織,拒絕帶特務抓人,終被敵人公開槍殺在大坪刑場。客觀地講,他們與劉國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這幾個死心塌地的叛徒有所不同,可謂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這“失足”所帶來的是多少人頭落地!“失足”也不是偶然的。獄中同志對涂孝文的剖析是:“為人很小心謹慎,作事也踏實,不遇風浪確實是優秀的,但是在嚴格的考驗下,仍然沒有及格。”可見,“以涂的素質來講是很不夠,很不徹底的。”《報告》指出:獄中同志“希望組織上對選拔干部,審查干部,培養干部一定要進一步的謹慎和嚴格。”從共產黨員、領導干部自身來講,增強黨性鍛煉,提高政治素質,則必須是自覺地、終身堅持不懈地學習和實踐。

      ■獄中同志把重慶地下黨組織大破壞的教訓提到路線高度來認識,認為當時川東黨組織的領導人是從右搖擺到“左”

      獄中同志在討論中提出“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這里前半截是指川東地區黨組織在貫徹執行“隱蔽”政策中搞右了;后半截是指上下川東三次武裝起義搞“左”了。

      獄中部分同志認為,隨著1947年劉鄧大軍強渡黃河,躍進大別山,解放戰爭向前發展,川東黨組織發動農村武裝斗爭時,“發生了與原來過右作風相反的過左的盲動作風。”至于“隱蔽”方針的貫徹執行是否右了,上下川東三次武裝起義是否“左”了,至今在當年親歷的老同志中和黨史學界還存在不同意見。但無論如何,這里所提出的要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左右搖擺,特別是不要以為越“左”越革命,這一個基本觀點很是難能可貴,有著深遠教育意義。

      ■歷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裁決,叛徒和特務終于沒有逃脫歷史的懲處

      烈士們犧牲前,強烈要求革命勝利以后嚴懲叛徒特務。被點名要求緝拿的直接虐殺革命同志和參加實施大屠殺的特務有:毛人鳳,軍統特務總頭子,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副局長,直接秉命于蔣介石策劃大屠殺;徐遠舉,軍統西南特區區長、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破壞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實施大屠殺的主要主持者;周養浩,軍統西南特區副區長;雷天元,二處科長;左志良,二處科長;張界,二處主任法官;陸堅如,二處科長;漆玉麟,二處行動組長;李磊,渣滓洞監獄看守所長;徐貴林,渣滓洞監獄管理組長;白佑生,渣滓洞監獄前訓導組長;陸景情,白公館監獄所長;楊進興,白公館管理組長;張鵠,白公館監獄前所長。點名緝拿的叛徒有:劉國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駱安靖。這些曾經瘋狂一時的特務叛徒,除毛人鳳和陸景清、雷天元逃往臺灣以外,其他人員在大陸解放以后全部被捉獲。

      總之,“獄中八條”是幾百烈士用鮮血和淚水凝鑄出來的,它雖樸實無華,明白簡潔,卻揭示了黨內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一些帶規律性的東西,經受了歷史的檢驗,發人深思,仍有一定的現實警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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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姐因何被國民黨捕獲:其領導已腐化被捕即叛變

    2015年9月22日 08:40 來源:人民網

      核心提示:據獄中了解情況的同志揭發,其他幾個叛徒在私生活上也都不干凈,劉國定更是“五毒俱全。”對此,《報告》指出:“在工作上因為經常檢討(總結經驗教訓)、 (向上級)報告,相對來講有問題比較容易發現,也有較多改正機會。而對私生活一般不太注意。在對這些問題的處理上卻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優劣。”

      

      江姐資料圖

      不久熱播的電視劇《江姐》,提到了渣滓洞、白公館監獄里的共產黨員們犧牲前集體留給黨組織的最后遺書——“獄中八條”。獄中的革命者們預見到國民黨政權在潰敗前夕很可能實行瘋狂的大屠殺,他們有話要對黨講,“獄中八條”就是他們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的最后訴說和囑托——切實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防止歷史悲劇重演。那么,“獄中八條”是怎樣產生的?它是針對當時什么問題提出來的?其中蘊涵著怎樣的歷史教訓和深刻意義?

      1949年11月,犧牲在重慶渣滓洞、白公館兩座監獄的共產黨員們,通過脫險同志向黨提出了一份意見和建議。他們總結歷史經驗,仰望黎明的曙光,寄希望于黨:切實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意見”共八條,也稱“獄中八條”: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進行整黨整風;八、懲辦叛徒特務。這個材料于1989年首次披露。“獄中八條”至今仍然有著巨大的震撼力。

      ■烈士們犧牲前叮嚀可能活著出去的同志,把他們最后的囑托報告給黨,羅廣斌完成了這個重托

      1948年9月,共產黨員羅廣斌因叛徒出賣被捕,隨后被關進渣滓洞監獄樓上七室。樓七室是隔離室,專關態度“頑固”、不守監規的犯人,管理更加嚴格,平時不準放風。樓七室里有一位羅廣斌認識的囚犯張國維(1939年入黨,被捕前任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委員),直接領導過羅廣斌的工作,互相很熟悉。乘特務看守不注意,兩人悄悄交談。張國維十分冷靜地分析羅廣斌的情況。羅廣斌的哥哥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基于此,張國維估計羅廣斌最有可能活著出去,他叮囑羅廣斌要注意搜集情況,征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從此,羅廣斌肩負著這項特殊任務,作了一個有心人。

      1949年元月17日,是江姐(即江竹筠)丈夫彭詠梧在武裝起義前線犧牲周年紀念日,渣滓洞監獄各囚室的難友紛紛采用各種形式慰問女囚室里的江姐。江姐的回報是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一、被捕前的總結;二、被捕后的案情應付;三、獄中的學習。”各囚室先后分情況進行了討論。這對提高獄中同志的斗爭意志和思想認識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2月,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在這里,他與同室難友劉國鋕(他的入黨介紹人,被捕前任沙磁區學運特支書記)、王樸(被捕前任重慶北區工委委員)、陳然(被捕前任《挺進報》特支委員)等進一步結成生死患難之交,進行過多次深入的討論。就在“11·27”大屠殺那天子夜,當渣滓洞的屠殺火焰還在燃燒之際,在白公館的羅廣斌帶領尚未被殺的十多位難友,乘敵人疏于看守之機,冒死突圍,沖出牢籠,蟄伏鄉間,三天之后迎來重慶解放。羅廣斌終于活著出來,得以向黨報告烈士們的最后囑托。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12月1日成立“脫險同志聯絡處”,接待從各個監獄脫險的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羅廣斌參加了籌備楊虎城將軍和“11·27”殉難烈士追悼會的工作。為了執行難友們的囑托,他每天夜晚趴在地鋪上奮筆疾書,追記和整理同志們在獄中的討論和總結。到12月25日,即大屠殺后的第28天,重慶解放后的第25天,羅廣斌的這份名為《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寫成,上報給中共重慶市委。

      這份報告為七個部分,現在只存第一、二、三、七四個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報告比較充分地反映了當時地下斗爭、監獄斗爭的艱難歷程、《挺進報》事件引發的大破壞帶來的慘痛教訓和烈士們的崇高精神風貌。第七部分即“獄中意見”八條,約3000多字,是《報告》的核心部分。面對敵人的屠刀,獄中的共產黨員們爭取活著,準備死去,滿懷豪情,慷慨激昂;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沉著冷靜,作深層次的理性思考,著重從黨的工作自身找問題。這是一群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披瀝赤忱傾訴的真知灼見。在烈火與熱血中,烈士們得到永生;在烈火與熱血中,“獄中意見”八條也得以產生。

      ■獄中同志認為:少數領導干部腐化是造成重慶地下黨組織大破壞的一個重要原因;元兇禍首劉國定由生活腐化走向政治腐化,從內部來破壞黨

      獄中同志的意見和建議集中起來,就是強烈要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在黨的自身建設中最重要的是領導班子的建設;在領導班子的建設中要特別注意防止領導成員腐化。這是獄中同志們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訓。

      1948年由《挺進報》事件帶來的重慶地下黨組織大破壞,主要是由于幾個主要領導干部相繼叛變,才造成一度難以遏止的破壞勢頭。叛徒人數很少,只占被捕人數的5%,但是影響極壞,破壞性極大。《報告》著重揭露了幾個叛徒的內心世界和蛻變規律,久遠地警示革命后來人。例如,大破壞的元兇禍首劉國定,重慶秘密學聯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38年入黨,先后擔任巴縣縣委書記,巴縣中心縣委宣傳部長,重慶市委副書記、川東特別區臨工委委員、重慶市工委書記。此人工于心計,城府甚深,察言觀色,能言善辯,在抗日救亡運動中鋒頭頗健,在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工作中也發揮過積極作用,受到同志們的好評和領導的器重。但是他在骨子里是個人至上主義者。他叛變后出賣了多位共產黨員,因此受到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鳳的嘉獎和接見,并正式升為上校。

      “獄中意見”還提出領導機構(領導班子)存在的問題。獄中同志認為,川東臨委書記王璞(在武裝起義中犧牲)的人品是好的。但是在發現劉國定的生活作風問題后,卻拿他沒有辦法,投鼠忌器,于是遷就。王璞無可奈何,只好買一套《三國演義》,回鄉看小說,生悶氣。“獄中意見”尖銳地指出,這種軟弱無能、聽任自流也是領導機構的一種腐敗。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幾個叛徒個人品質上的問題以外,還由于在地下環境中,長期隱蔽,相對平靜安全,缺乏激烈斗爭的鍛煉,少數人脫離黨和黨員的監督,容易滋長消極和腐化。

      ■平時道貌岸然、大講革命氣節的冉益智的叛變,給同志們增添了幾分清醒:“不要理想主義”

      叛徒中冉益智是另一類典型,1948年4月16日他在北碚被捕,經不住特務的突擊刑訊,供出北碚學運特支書記胡有猶,隨后又供出已被捕但還未被敵特查明身份的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但還有所保留,也被關進白公館。在白公館,冉益智的精神完全崩潰。過去受他教育、對他崇拜的下級反過來幫助他,勸他懸崖勒馬,就此穩住,不能再往下滑,但是拖他不住。冉益智主動要求出牢,參加特務組織,要中校未成,以少校成交。

      在特務組織里,他與劉國定不同,顯得特別“溫良恭儉讓”,對誰都點頭哈腰、笑臉相迎,頗得特務們的好感。他一切從個人利害考慮,一方面不動聲色地出賣黨組織和重要干部以邀功;一方面又留有后手,保留一些人,即使特務發現也不至懷疑他的“忠誠”,同時也準備將來為自己開脫留點余地。但他在出賣同志、破壞黨時卻絕不手軟。往日,他道貌岸然,大講革命理論革命氣節,在為曾紫霞舉行入黨宣誓儀式時,劉國鋕領誓,冉益智監誓。冉益智在講話中著重對他們進行革命氣節教育。就是這個冉益智,只不過過了半個月,就把他領導下的這對未婚夫婦出賣了。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北碚與學運特支書記胡有猶(后為烈士)談話,這時破壞已經開始,陸續有人被捕。他特別強調,如果出事,一定要堅持革命氣節。第二天,冉被捕后第一個出賣的就是胡有猶。所以胡有猶提起冉益智就滿腔怒火,切齒痛恨。冉益智等幾個領導干部的叛變確實給同志們心靈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陰影,但卻沒有影響他們的基本信念,反倒是增添了幾分清醒。

      在地下時期,大都實行單線聯系。直接領導人就是組織,就是黨的代表,下面的同志對他們十分敬仰,抹上了一層理想的光輝。《報告》說:“加上(劉國定、冉益智等)上級領導人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說大話,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辦法。”以至有的年輕同志對他們盲目崇拜,事事依賴,甚至有的同志舉止言行都模仿他們的樣子,到頭來卻被自己敬仰和崇拜的對象出賣了。這一堂反面課上得十分深刻。

      在獄中,同志們聯系自己的思想討論如何看待組織存在的問題。江姐早先就說過:“不要以為組織是萬能的,我們的組織里還有許多缺點。”王樸檢查自己的認識說,在被捕前一直迷信上級,依賴組織,沒有想過自己就是組織的一部分,組織的力量要靠各個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發揮整體的戰斗作用。他說:“以前我對組織一直是用理想主義的觀點來看,今后一定要用現實主義的立場來看了。”獄中同志所反對的“理想主義”,是指把一切都理想化,以至產生迷信,喪失現實感,那就是一個糊涂人,甚至可能反過來影響對理想、對黨對革命前途的信念。這是先烈用血寫下的教訓。

      ■獄中同志在總結經驗教訓時得出一個共識:要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報告》指出:“從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較,經濟、戀愛問題、私生活問題,這三個個人問題處理得好壞、往往決定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對革命是否忠貞。”這一段話似乎說得絕對了一點,但卻是當時實際情況的寫真。個人私生活和革命大節之間往往并不隔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這里把眾多烈士和少數叛徒加以比較,形成十分鮮明的對照。烈士們都有著豐富的感情世界。他們熱愛生活,眷戀親人,喜怒哀樂,有血有肉。江姐的遺書、蘭蒂裕的《示兒》詩,以及許許多多烈士的遺書遺言,反映了他們共同的精神境界。而幾個叛徒的一個共同特點,恰是在這幾個問題上過不了關。李文祥是因為兒女情長不能自拔而終于下水的。李文祥于1948年4月為劉國定出賣被捕,關在白公館。開始還比較好,只是苦念妻子。妻子熊詠輝關在渣滓洞女牢。特務利用李的弱點,經常把他提到渣滓洞審訊,而且讓他與妻子見面,每見一次他就要痛哭一次。特務威脅他:“這是最后一面了。”他便徹底崩潰,在坐牢八個月之后,于12月叛變,出賣了他領導的16個同志(三人被捕犧牲),主動要求“參加工作”(當特務),并宣布了叛變的“三大理由”:“一、我被捕不該自己負責(是上級出賣),而且堅持了八個月,與我有關的朋友應該已經轉移了,如果不走,不能怪我。二、苦了這么多年(他常說,早年就作過縣委書記),眼看勝利了,自己卻見不到。我死了對革命也沒有幫助;參加工作(當特務)也不會影響勝利的到來。組織已經完了,我只能為自己打算。三、我太太身體太壞,會拖死在牢里,為她著想我只有‘工作’。”劉國鋕針對李文祥和冉益智說:“這種人連叛變也能講出一大套道理!”令人不勝嘆息。

      據獄中了解情況的同志揭發,其他幾個叛徒在私生活上也都不干凈,劉國定更是“五毒俱全。”對此,《報告》指出:“在工作上因為經常檢討(總結經驗教訓)、(向上級)報告,相對來講有問題比較容易發現,也有較多改正機會。而對私生活一般不太注意。在對這些問題的處理上卻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優劣。”

      ■在革命高潮中往往卷進一些投機分子,他們是“紙糊的窗戶”,一戳就破,叛徒李忠良就是投機分子的典型

      在革命高潮中往往卷進一些投機者,這不可避免,也不足為怪。革命隊伍能吸引更多的人參加是件好事。問題是在革命過程中,黨的組織要對每個參加革命的人,特別是黨員干部加強思想教育;每個參加革命的人要自覺改造思想,真正樹立革命人生觀。地下斗爭、武裝斗爭和監獄斗爭是真槍實彈過硬的事,來不得半點虛假。平時有虛假,關鍵時刻就要大暴露。紙糊的窗戶,一戳就破。叛徒李忠良是個小角色,卻是投機分子的典型。他本是一個青年學生,追求南開中學一位女同學,但女方卻看不上他。在當時進步潮流的推動下,他到華鎣山地區參加革命,做群眾工作,想鍍一層金,積累一點政治本錢。在鄉下表現甚是積極熱情,又頗能說會道,被發展入黨,甚至當了聯絡員,了解不少情況。等到武裝起義的槍聲打響,他就溜了。回到重慶后忙著追女朋友,以下過鄉為資本,信口吹牛。他為劉國定出賣后,一被捕就叛變。他帶著特務四處抓人,當了軍統的中尉。

      ■革命中的考驗是非常殘酷的,兩個資格最老、職位最高的叛徒蒲華輔、涂孝文沒有經受住考驗而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典型

      《報告》指出:在監獄里,“毒刑拷打,單憑個人的勇氣和肉體的忍耐,是沒法子忍受的。沒有堅強的革命意識,沒有犧牲個人,貢獻革命的思想準備,便不可能通過考驗。”大多數同志是經受住了這種考驗的。例如,江姐受刑昏死三次,她說:“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驗。”楊虞裳(下川東地工委委員)在受刑時對特務說:“我現在是在你們的老虎凳上保衛我們的黨。”而兩個資格最老、職位最高的干部蒲華輔和涂孝文卻沒有經受住這種考驗。

      蒲華輔是十年內戰時期的老黨員,1949年初在成都被捕。特務用酷刑(背“火背兜”)逼供,他熬不過,供出了川康特委其他領導人和國民黨軍隊系統的黨員干部,以及與黨有密切聯系的高層民主人士,造成嚴重后果。涂孝文曾是黨的“七大”代表,后任川東特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工委書記。為冉益智出賣,在萬縣被捕。特務用棉被蒙著他的頭,亂棍毒打。他供出江姐等30多人,后果也十分嚴重。他們先后被押解到重慶,先在集中營內的楊家山受優待,后來關進白公館。在獄中同志的勸告和教育下,他們拒絕再供人,拒絕參加特務組織,拒絕帶特務抓人,終被敵人公開槍殺在大坪刑場。客觀地講,他們與劉國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這幾個死心塌地的叛徒有所不同,可謂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這“失足”所帶來的是多少人頭落地!“失足”也不是偶然的。獄中同志對涂孝文的剖析是:“為人很小心謹慎,作事也踏實,不遇風浪確實是優秀的,但是在嚴格的考驗下,仍然沒有及格。”可見,“以涂的素質來講是很不夠,很不徹底的。”《報告》指出:獄中同志“希望組織上對選拔干部,審查干部,培養干部一定要進一步的謹慎和嚴格。”從共產黨員、領導干部自身來講,增強黨性鍛煉,提高政治素質,則必須是自覺地、終身堅持不懈地學習和實踐。

      ■獄中同志把重慶地下黨組織大破壞的教訓提到路線高度來認識,認為當時川東黨組織的領導人是從右搖擺到“左”

      獄中同志在討論中提出“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這里前半截是指川東地區黨組織在貫徹執行“隱蔽”政策中搞右了;后半截是指上下川東三次武裝起義搞“左”了。

      獄中部分同志認為,隨著1947年劉鄧大軍強渡黃河,躍進大別山,解放戰爭向前發展,川東黨組織發動農村武裝斗爭時,“發生了與原來過右作風相反的過左的盲動作風。”至于“隱蔽”方針的貫徹執行是否右了,上下川東三次武裝起義是否“左”了,至今在當年親歷的老同志中和黨史學界還存在不同意見。但無論如何,這里所提出的要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左右搖擺,特別是不要以為越“左”越革命,這一個基本觀點很是難能可貴,有著深遠教育意義。

      ■歷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裁決,叛徒和特務終于沒有逃脫歷史的懲處

      烈士們犧牲前,強烈要求革命勝利以后嚴懲叛徒特務。被點名要求緝拿的直接虐殺革命同志和參加實施大屠殺的特務有:毛人鳳,軍統特務總頭子,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副局長,直接秉命于蔣介石策劃大屠殺;徐遠舉,軍統西南特區區長、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破壞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實施大屠殺的主要主持者;周養浩,軍統西南特區副區長;雷天元,二處科長;左志良,二處科長;張界,二處主任法官;陸堅如,二處科長;漆玉麟,二處行動組長;李磊,渣滓洞監獄看守所長;徐貴林,渣滓洞監獄管理組長;白佑生,渣滓洞監獄前訓導組長;陸景情,白公館監獄所長;楊進興,白公館管理組長;張鵠,白公館監獄前所長。點名緝拿的叛徒有:劉國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駱安靖。這些曾經瘋狂一時的特務叛徒,除毛人鳳和陸景清、雷天元逃往臺灣以外,其他人員在大陸解放以后全部被捉獲。

      總之,“獄中八條”是幾百烈士用鮮血和淚水凝鑄出來的,它雖樸實無華,明白簡潔,卻揭示了黨內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一些帶規律性的東西,經受了歷史的檢驗,發人深思,仍有一定的現實警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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