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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的謀略:拉攏滇軍,滲透巴蜀,一箭雙雕平西南

          2016-10-17 09:25:01

          來源:人民網 選稿:郁婷藶

          原標題:蔣介石的謀略:拉攏滇軍,滲透巴蜀,一箭雙雕平西南

            本文轉載自《國家人文歷史》,原標題《拉攏滇軍,滲透巴蜀:蔣介石“一箭雙雕”的西南攻略》,未經授權,嚴禁轉載。

            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右)與云南省主席龍云會面

            1935年5月,貴州軍閥王家烈被蔣介石趕下臺后,黔軍中隨即出現反彈:以猶禹九為首的一批舊軍官一度在黔北組織所謂“新25軍”,并提出“雪亡省之恥”“黔人治黔”的口號,進行所謂的“復興運動”,然而在貴州已中央化的大背景下,這種“復興”只是徒勞。但同一時期鄰省出現的“川人治川”“滇人治滇”就不是喊喊口號那么簡單了。

            老狐貍龍云婉拒中央軍

            當蔣介石扳倒王家烈之時,中央紅軍的主力急速向云南挺進,蔣介石從貴陽急電龍云,命其在滇、黔黃泥河以東布置部隊防堵,同時下令薛岳率吳奇偉、孫渡、周渾元等部尾追。當時滇軍主力外調,昆明城防空虛,紅軍入滇后,一路凱歌,直逼距昆明不過60余里的崇明、尋甸附近。尾追而來的薛岳發電給龍云,大致說不知道紅軍的意圖,故不敢輕易窮追,并稱將率吳奇偉縱隊等中央軍主力開赴昆明。龍云一看這勢頭,就與幾個月前開進貴陽時如出一轍,看來是要把自己變成第二個王家烈了。

            但龍云終究不是王家烈。首先,云南地處邊陲,遠離中央,天高皇帝遠,是最好的割據土壤。其次,龍云自1927 年取代唐繼堯成為滇系首領后,獨攬云南軍政大權,并多次染指川黔,勢力根深蒂固,不易撼動。第三,滇軍從人數上看雖不及黔軍多,但政令統一,不像黔軍那樣派系林立,并且自辛亥以來,就以驍勇善戰著稱。一言蔽之,老狐貍龍云不好對付。薛岳發去電報后,沒多久便收到回話,龍云告訴他,昆明城小,裝不下這么多部隊,“薛君個人來,我當表示歡迎”,但各軍師除采買人員,一律不能進入昆明。據說薛岳吃了閉門羹后曾氣得破口大罵:“這個老狐貍,我們辛辛苦苦地在為他奔波賣命,他坐在城里充老子,指手畫腳的,狗屁東西!”

            老謀深算的龍云也沒有把事做得太絕。5 月5 日,薛岳抵達昆明時,龍云組織一大群人又是敲鑼打鼓,又是放鞭炮,把歡迎儀式搞得非常隆重,給足了薛岳面子。之后的宴席上,又耐心地給薛岳解釋不讓部隊進城的原因。據李以劻回憶,龍云“發動兩廣旅滇同鄉歡宴薛岳,說明部隊不能入城的原因也有三條:(1)怕誤了追擊日程;(2)防止紅軍冒充中央軍混入崇明之事重演;(3)由于在曲靖、馬龍附近被共軍劫去地圖事,對昆明虛實有所泄露,不能不有戒備。”這樣一來,龍云既能名正言順地阻止中央軍進入昆明,又不至于得罪蔣介石的紅人。至于薛岳,他對龍云的算盤也一清二楚,后來與李以劻等人聊起此事時,說“這三點都是次要的借詞,實在的主因是怕中央奪他的地盤”。

            龍云婉拒中央軍進昆明只是蔣龍博弈的一次具體表現。實際上,為了保住自己在云南的統治地位,龍云與蔣介石之間的較量早在紅軍進入貴州時期就開始了。

            蔣龍博弈

            我們將時間推回1935 年初,在黔境的中央紅軍于1 月29 日分三路從猿猴場、土城南北地區一渡赤水,進入川南,大有揮師入滇之勢。起初不相信紅軍會來的龍云開始不安起來,于是召集身邊將領及智囊開會商議對策。當時多數滇軍將領都認為紅軍“已臨末日”,在中央軍的追剿和各省的防堵下,“斷無幸存之理”。相反,他們更擔心的是蔣介石以圍追紅軍為掩護,企圖染指云南。第3 縱隊司令孫渡和滇軍第2 旅旅長安恩溥都認為此次“追剿”紅軍實乃蔣介石“一箭雙雕”之計,不僅要消滅紅軍,同時也要對地方實力派進行削藩。因此,他們建議與其讓中央軍進云南,倒不如滇軍主動出兵貴州防堵紅軍。

            龍云仔細分析了局勢后,決定采納孫渡等人的建議,出兵貴州。其背后的含義正如李以劻所言:“這次出師雖是龍云幫助了蔣介石,但也是龍云想拒敵人于省外,保持云南統治,以免在紅軍入滇后,招致中央軍前來的不良后果。”

            龍云一方面派滇軍驍將孫渡率部入黔,另一方面則坐鎮昆明發電遙控。4月初,貴陽戒嚴期間,孫渡所部的滇軍作為最主要的“救駕”部隊,從400多里外的黔西大定以急行軍速度向貴陽開進。在這過程中,龍云擔心滇軍過于深入貴州后,導致紅軍竄入防務較為空虛的云南,在4月2日密電孫渡:“若匪竄過貴陽后,我軍應即暫行告一段落,停止前進。……若委座有令,飭我軍前進時,可將上述各種困難情形逕電婉呈。倘有滯礙,可惜后方推拖耳。”

            比較詭異的是,孫渡竟然沒有收到這封密電,愣是用三晝夜趕到貴陽“保駕”(正常行軍速度要一周)。而龍云那封讓孫渡“暫行告一段落”的密電卻被蔣介石的偵察電臺意外偵知,他一見孫渡便問:“龍總司令有什么電報給你沒有?”孫渡壓根沒見過密電,一問就懵了。蔣介石此時提問其實是試探孫渡是否有違背龍云的密電,以便實施拉攏,但見孫一臉迷茫,也就知道他的確不知情。之后,蔣對孫異常客氣,表彰“該縱隊乃革命軍人的模范,動作迅達作戰勇敢”,除了當面表彰外,還傳令嘉獎,犒賞孫渡兩萬元,所部每旅長一萬元。薛岳也表揚孫渡所帶的部隊是“勤王之師”。

            在拉攏孫渡的同時,蔣介石發電還以為是在給紅軍護航。時任滇軍第五旅參謀長常紹群回憶說:“滇軍從此以后,一切行動都受薛岳控制,孫渡唯命是從,使滇軍在長寨、紫云、廣順地區打圈圈,不讓滇軍堵著紅軍的頭。蔣介石想讓紅軍進云南,以便他的勢力有借口進入云南。”

            在蔣介石的最高指示下,戰場上出現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場景。赤水河地區,紅軍與國民黨部隊甚至走在同一條路上,雙方的戰士們交織在一起,卻并沒有開火。據時任紅三軍團11 團政治部主任王平回憶:“(紅軍里)有的部隊穿著國民黨軍隊的衣服,在國民黨軍隊中來回穿插,有些掉隊傷員還到國民黨軍隊里上藥。”身為司號員的小紅軍趙國泰弄了一頂國民黨軍帽,時常到國軍的炊事部門去打飯吃。這可以說是長征以來國共軍隊最為和諧的一幕。”

            蔣介石的中央軍給紅軍“護航”,特別嘉獎龍云:“三縱之忠勇,乃貴總司令平時訓練之功勞。”這表面雖是對龍云的嘉獎,但聯系那封密電來看,很可能也有分化龍云與其麾下將領的用意。只是龍云駕馭人的手腕比王家烈高得多,盡管孫渡對蔣介石感恩戴德,但也不忍自己的老上司龍云落得如王家烈那般凄慘,所以沒有急于站隊。貴陽警報解除之際,紅軍繼續和追剿的國民黨軍兜圈子,向西挺進,做出入滇之勢。龍云急了,立即發出措辭嚴厲的電報電令滇軍各部“不再前進”,并說“我軍若再超過貴陽前進,經費立即斷絕,無論何人令赴黔東,均須考慮,不能輕進也。切要!切屬!”紅軍的西進路線令蔣介石很滿意,想乘昆明空虛,重演薛岳中央軍進入貴陽的一幕。更有趣的是,以“圍剿”紅軍為己任的中央軍此刻竟然不打不堵,紅軍走到哪,他們就指揮部隊追到哪,但就是不堵截,不知道的龍云反倒喊打喊殺得厲害。4 月18 日,龍云電令省內外滇軍:“不顧重大犧牲,努力殺敵,以收夾擊之效。”同時,又密令孫渡,若紅軍入滇,“務望設法不分星夜超越于前,阻其深入,是為至要。”紅軍入滇之后,龍云還成立了一個“云南省戒嚴司令部”,宣布滇中、滇東北各縣戒嚴,并命令各縣長“固守縣城,擅離職守者以軍法論處”。據李以劻回憶:“紅軍在滇過境時沿途各縣縣長帶領民團頑抗,被消滅的團丁達1000 余……宣威縣長陳其棟因臨陣脫逃及一個督戰不力的參議被龍云槍決,一個通共紳士張秀升被龍云斬首。從地方團隊來看,云南比貴州還頑固,甚至和正規軍一樣兇惡。這也證明龍云統治云南比王家烈統治貴州的政權鞏固得多。蔣介石不敢乘紅軍入滇的時候向龍云開刀,這是原因之一。”

            紅軍在云南活動期間,滇軍所帶的云南地圖被紅軍繳去,昆明城里的滇系大佬們一度以為紅軍將攻城而惶惶不可終日。另一方面,蔣介石用盡各種方法想引龍云上鉤,例如告訴他第1、第2 縱隊入滇后歸龍云指揮,但龍每次都婉言拒絕,就是不上鉤,即使是已到昆明附近的薛岳部,也被龍云以種種借口拒絕入城。但同時,他又以甜言蜜語安撫薛岳,并借著酒勁與薛岳寫貼換貼,結為盟兄弟。可見,龍云在玩弄權術方面,的確不知道比王家烈高到哪里去了。

            1935 年5月9日,紅軍巧渡金沙江。兩天以后,國民黨方面的追兵才趕到南岸,可紅軍早已毀船封江,主力陸續離開云南,向四川挺進。云南王龍云總算松了口氣。5月中旬,蔣介石親赴昆明安撫龍云,但凡龍云要求蔣補發的各項費用,蔣都從寬批發,并口頭上答應龍云,將來成立“滇黔綏靖公署”統率兩省軍政,由龍云主持。蔣的這一系列做法不難理解,既然沒能像扳倒王家烈那樣拿下龍云,那就得拉攏安撫,避免他與桂系等老牌反蔣勢力勾結。

            6月上旬,紅軍強渡大渡河,向大小金川前進,蔣介石也準備離開昆明。臨行前,龍云以黃金制成一個大牌子送給蔣,上刊“蔣委員長蒞滇紀念”字樣,同時還分送了小號的牌子給蔣身邊的侍從人員。到此,蔣龍斗法告一段落,但事情遠遠沒有結束。六年后,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橫掃東南亞,滇西也被戰爭籠罩。借著抗日之機,中央軍又到云南來了。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蔣介石密令第5軍悍然發動“五華山事件”,一舉剝奪了龍云的軍政大權,結束了其在云南近20年的統治。

            劉湘“防蔣”甚于“防共”

            紅軍從湘江突圍后,曾一度想在川黔邊境建立根據地,但進入黔北后才發現這里人煙稀少,少數民族眾多,根本不適合建立根據地。1935 年1 月的遵義會議中,紅軍領導層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調整了新的戰略方針。會上,熟悉四川情況的劉伯承、聶榮臻提出到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建議,最后意見達成一致,認為“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都比黔北好”,遂決定由遵義地區北上,到川西北建立蘇區。

            當時的四川又是什么情況呢?自辛亥以來,四川內戰不斷,軍閥多如牛毛,諸如劉湘、劉文輝、熊克武、楊森、鄧錫侯、田頌堯、唐式遵等大小軍閥互相攻伐,爭搶地盤已是家常便飯。到1932年之后,四川的軍政大權基本被劉湘所掌握,而劉文輝則控制川康一帶的地盤。紅軍對四川也很重視,早在1935 年以前,紅四方面軍就在川陜邊區建立了根據地。

            在云貴川三省的軍閥中,以劉湘勢力最大。而且他與龍云一樣,都是“防蔣”甚于“防共”。紅軍入川之時,劉湘曾召集幕僚商議,判斷紅軍究竟只是過境,還是打算在四川落地生根。他對親信幕僚說:“我的主意已打定。共匪西來的目的,究竟是圖川還是過路,現在尚難判斷。假如他們的目的在圖川,當然我們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衛桑梓的關系,又是以逸待勞,也未嘗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們的。如果共匪只是借道,那就不成問題。但蔣介石如果借這個機會派中央軍入川,則我們同共匪作戰的結果,幸而獲勝,也是替老蔣創造機會;若失敗,那就更不必說了。”劉湘最終決定“無論如何,都要阻止中央軍入川。”

            1934年11月12日,劉湘由重慶乘船到南京去見蔣介石,兩人初次見面,劉湘裝傻充愣,竟讓蔣介石產生輕敵心理。但當楊永泰等人提出中央軍派9個師入川“剿匪”的問題時,劉湘死活就是不同意。最后還是蔣介石做出讓步,任命劉湘為“剿匪”總司令,將川軍主力20萬余人編為六路對紅軍進行圍堵。中央軍入川的計劃是泡湯了,但蔣介石另有他法。川軍在“圍剿”紅軍的過程中,連連受挫,傷亡慘重,蔣介石則借機派參謀團入川。1934年12月29日,蔣介石任命賀國光為參謀團主任,并于次年1月29日抵達重慶。參謀團最重要的任務,即是實施蔣介石的圖川計劃。據晏道剛回憶,參謀團“一面擔任策劃,一面督戰,規定川軍各路師長以上將領要定期向參謀團作軍事報告,凡屬向劉湘總部報告軍情一定要分報賀國光的參謀團一份,以加強控制”。

            1935年初,川軍郭其勛部曾與川黔邊境的紅軍鏖戰于土城,川軍受到沉重打擊,據郭其勛后來回憶,該役“全旅傷亡700 余人,孤軍作戰一天,逐次加入戰斗,集中機炮火力猛撲,當時事態很危險,不是在前線督戰,幾乎垮下來,后來廖澤旅加入戰斗后,才穩定戰局”。然而紅三、紅五軍團在這場戰斗中也傷亡慘重,紅三軍團團長歐陽鑫、紅一軍團團政委趙云龍均力戰殉職。

            經略西南,一失一得

            中央紅軍從川黔邊境移師云南扎西時,劉湘心中暗喜,說:“朱、毛赤匪流竄滇黔,真乃我全川百姓之大幸。”然而好景不長,不久后,川北就傳來了紅四方面軍發起嘉陵江戰役的消息。還沒等劉湘從這晴天霹靂的消息中反應過來,蔣介石的懲罰令就在第一時間下達了。

            原來在劉湘拒絕中央軍入川后,蔣介石便對四川采取了滲透策略。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言,派賀國光率領參謀團入川監督。另一方面,又派復興社的特工頭目康澤出馬,康澤手下數以千計的別動隊成員滲透到川康各地組訓民眾,監視地方官吏。所以在紅四方面軍渡過嘉陵江后,蔣介石第一時間就收到了消息。據晏道剛回憶,蔣“將放走紅四方面軍徐向前部的罪名加在川軍第29 軍田頌堯頭上,將田撤職查辦,殺雞給猴看,使川軍將領有所恐懼”。

            1935年6月18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實力空前壯大。另一方面,國民政府的中央軍也對巴蜀之地垂涎三尺,躍躍欲試。此刻最緊張的就是劉湘,他表面上召集賀國光等人一起對紅軍兵力進行分析評估,而后迅速調兵在川各地進行部署。當時除中央軍胡宗南部占據川西北的平武、松潘外,岷江沿岸各要點幾乎均被川軍所占。劉湘這一部署一方面固然給紅軍造成壓力,但也不乏防范中央軍勢力的用意。7月上旬,蔣介石由重慶到成都后,薛岳所率的吳奇偉、周渾元兩部及第二路軍前敵總部直轄各師已抵達成都附近,“形成蔣嫡系控制了四川的局面”。此時的形勢大利于蔣,在過去的幾個月,他削掉了貴州的王家烈,拉攏了云南的龍云,控制黔、滇兩省,氣焰甚高。蔣一到成都,即接到賀國光的報告,說劉文輝部在大渡河、金湯、大金川屢戰屢敗。蔣馬上電令劉文輝將其侄子劉元宗、同鄉余松琳這兩個心腹旅長押解參謀團法辦。晏道剛認為,這是蔣介石“給劉文輝打擊,使川軍頭目不敢不賣力氣”。

            經略四川被蔣介石視為重中之重,計劃在蜀期間完成“統一川軍,困死共軍”的計劃。前方在8、9 月間就已布置就緒,緊接著,蔣介石在四川峨眉山舉辦了峨眉山軍官訓練團,該軍訓團的訓練對象為川、黔、滇三省軍隊連級以上的各級部隊長和幕僚長,其中以川軍軍官為主。團長由蔣介石親任,副團長為劉湘,教育長陳誠,總教官周亞衛,團附薛岳、劉文輝、鄧錫侯。受訓軍官約2000 人以上,排、班的編成,是將各軍、師的建制打亂后混合編配。在這個軍訓團中,還布置了不少蔣介石的眼線,例如第一營營附胡靖安、第十二連連長蕭致平、第五連的排長熊克西等都充當著“秘密警察”的角色,為蔣介石刺探、監視、搜集材料。不難看出,該軍訓團實際上是國民政府中央為了拉攏地方實力派,在地方培養自己的嫡系而舉辦的。

            峨眉山訓練團共辦了兩期,每期時間均為3個星期。第一期從8月4日至8月25日,第二期從9月1日至9月21日。就在軍訓團結束一個月后,1935年10月19 日,中央紅軍沖破重重封鎖,終于抵達陜北吳起鎮,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結束了歷時1年、縱橫11省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四川“困死共軍”的計劃落空了,蔣介石嘆息:“六年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從1934年底紅軍向西轉移起,蔣介石便精心策劃了“一箭雙雕”的西南攻略,即在西南地區消滅紅軍的同時又削平地方軍閥,中央紅軍長征勝利讓蔣介石失去一“雕”。但在這一年中,他兵不血刃將貴州徹底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又以綏靖手段拉攏龍云,防止其與李、白竄通反蔣,又將自己的親信勢力滲透四川。剩下這一“雕”算是基本到手。1936年6月,蔣介石在和李滋羅斯的談話中說:“當戰爭(抗日)來臨時,我將在沿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地抵抗,然后逐步向內陸撤退,繼續抵抗。最后,我們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

            抗戰爆發后,一切正如蔣介石所預料,東部經過淞滬會戰、徐州會戰等激烈抵抗后淪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以西南作為持久抗戰的大后方,堅守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最終取得抗戰勝利。這不得不說是1935年經略西南的計劃收到了成效。但有一點可能是蔣介石沒有想到的,那就是當大戰來臨之時,他曾一心想“圍剿”的紅軍彼時已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他的中央軍一同站在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攜手抵御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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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的謀略:拉攏滇軍,滲透巴蜀,一箭雙雕平西南

          2016年10月17日 09:25 來源:人民網

          原標題:蔣介石的謀略:拉攏滇軍,滲透巴蜀,一箭雙雕平西南

            本文轉載自《國家人文歷史》,原標題《拉攏滇軍,滲透巴蜀:蔣介石“一箭雙雕”的西南攻略》,未經授權,嚴禁轉載。

            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右)與云南省主席龍云會面

            1935年5月,貴州軍閥王家烈被蔣介石趕下臺后,黔軍中隨即出現反彈:以猶禹九為首的一批舊軍官一度在黔北組織所謂“新25軍”,并提出“雪亡省之恥”“黔人治黔”的口號,進行所謂的“復興運動”,然而在貴州已中央化的大背景下,這種“復興”只是徒勞。但同一時期鄰省出現的“川人治川”“滇人治滇”就不是喊喊口號那么簡單了。

            老狐貍龍云婉拒中央軍

            當蔣介石扳倒王家烈之時,中央紅軍的主力急速向云南挺進,蔣介石從貴陽急電龍云,命其在滇、黔黃泥河以東布置部隊防堵,同時下令薛岳率吳奇偉、孫渡、周渾元等部尾追。當時滇軍主力外調,昆明城防空虛,紅軍入滇后,一路凱歌,直逼距昆明不過60余里的崇明、尋甸附近。尾追而來的薛岳發電給龍云,大致說不知道紅軍的意圖,故不敢輕易窮追,并稱將率吳奇偉縱隊等中央軍主力開赴昆明。龍云一看這勢頭,就與幾個月前開進貴陽時如出一轍,看來是要把自己變成第二個王家烈了。

            但龍云終究不是王家烈。首先,云南地處邊陲,遠離中央,天高皇帝遠,是最好的割據土壤。其次,龍云自1927 年取代唐繼堯成為滇系首領后,獨攬云南軍政大權,并多次染指川黔,勢力根深蒂固,不易撼動。第三,滇軍從人數上看雖不及黔軍多,但政令統一,不像黔軍那樣派系林立,并且自辛亥以來,就以驍勇善戰著稱。一言蔽之,老狐貍龍云不好對付。薛岳發去電報后,沒多久便收到回話,龍云告訴他,昆明城小,裝不下這么多部隊,“薛君個人來,我當表示歡迎”,但各軍師除采買人員,一律不能進入昆明。據說薛岳吃了閉門羹后曾氣得破口大罵:“這個老狐貍,我們辛辛苦苦地在為他奔波賣命,他坐在城里充老子,指手畫腳的,狗屁東西!”

            老謀深算的龍云也沒有把事做得太絕。5 月5 日,薛岳抵達昆明時,龍云組織一大群人又是敲鑼打鼓,又是放鞭炮,把歡迎儀式搞得非常隆重,給足了薛岳面子。之后的宴席上,又耐心地給薛岳解釋不讓部隊進城的原因。據李以劻回憶,龍云“發動兩廣旅滇同鄉歡宴薛岳,說明部隊不能入城的原因也有三條:(1)怕誤了追擊日程;(2)防止紅軍冒充中央軍混入崇明之事重演;(3)由于在曲靖、馬龍附近被共軍劫去地圖事,對昆明虛實有所泄露,不能不有戒備。”這樣一來,龍云既能名正言順地阻止中央軍進入昆明,又不至于得罪蔣介石的紅人。至于薛岳,他對龍云的算盤也一清二楚,后來與李以劻等人聊起此事時,說“這三點都是次要的借詞,實在的主因是怕中央奪他的地盤”。

            龍云婉拒中央軍進昆明只是蔣龍博弈的一次具體表現。實際上,為了保住自己在云南的統治地位,龍云與蔣介石之間的較量早在紅軍進入貴州時期就開始了。

            蔣龍博弈

            我們將時間推回1935 年初,在黔境的中央紅軍于1 月29 日分三路從猿猴場、土城南北地區一渡赤水,進入川南,大有揮師入滇之勢。起初不相信紅軍會來的龍云開始不安起來,于是召集身邊將領及智囊開會商議對策。當時多數滇軍將領都認為紅軍“已臨末日”,在中央軍的追剿和各省的防堵下,“斷無幸存之理”。相反,他們更擔心的是蔣介石以圍追紅軍為掩護,企圖染指云南。第3 縱隊司令孫渡和滇軍第2 旅旅長安恩溥都認為此次“追剿”紅軍實乃蔣介石“一箭雙雕”之計,不僅要消滅紅軍,同時也要對地方實力派進行削藩。因此,他們建議與其讓中央軍進云南,倒不如滇軍主動出兵貴州防堵紅軍。

            龍云仔細分析了局勢后,決定采納孫渡等人的建議,出兵貴州。其背后的含義正如李以劻所言:“這次出師雖是龍云幫助了蔣介石,但也是龍云想拒敵人于省外,保持云南統治,以免在紅軍入滇后,招致中央軍前來的不良后果。”

            龍云一方面派滇軍驍將孫渡率部入黔,另一方面則坐鎮昆明發電遙控。4月初,貴陽戒嚴期間,孫渡所部的滇軍作為最主要的“救駕”部隊,從400多里外的黔西大定以急行軍速度向貴陽開進。在這過程中,龍云擔心滇軍過于深入貴州后,導致紅軍竄入防務較為空虛的云南,在4月2日密電孫渡:“若匪竄過貴陽后,我軍應即暫行告一段落,停止前進。……若委座有令,飭我軍前進時,可將上述各種困難情形逕電婉呈。倘有滯礙,可惜后方推拖耳。”

            比較詭異的是,孫渡竟然沒有收到這封密電,愣是用三晝夜趕到貴陽“保駕”(正常行軍速度要一周)。而龍云那封讓孫渡“暫行告一段落”的密電卻被蔣介石的偵察電臺意外偵知,他一見孫渡便問:“龍總司令有什么電報給你沒有?”孫渡壓根沒見過密電,一問就懵了。蔣介石此時提問其實是試探孫渡是否有違背龍云的密電,以便實施拉攏,但見孫一臉迷茫,也就知道他的確不知情。之后,蔣對孫異常客氣,表彰“該縱隊乃革命軍人的模范,動作迅達作戰勇敢”,除了當面表彰外,還傳令嘉獎,犒賞孫渡兩萬元,所部每旅長一萬元。薛岳也表揚孫渡所帶的部隊是“勤王之師”。

            在拉攏孫渡的同時,蔣介石發電還以為是在給紅軍護航。時任滇軍第五旅參謀長常紹群回憶說:“滇軍從此以后,一切行動都受薛岳控制,孫渡唯命是從,使滇軍在長寨、紫云、廣順地區打圈圈,不讓滇軍堵著紅軍的頭。蔣介石想讓紅軍進云南,以便他的勢力有借口進入云南。”

            在蔣介石的最高指示下,戰場上出現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場景。赤水河地區,紅軍與國民黨部隊甚至走在同一條路上,雙方的戰士們交織在一起,卻并沒有開火。據時任紅三軍團11 團政治部主任王平回憶:“(紅軍里)有的部隊穿著國民黨軍隊的衣服,在國民黨軍隊中來回穿插,有些掉隊傷員還到國民黨軍隊里上藥。”身為司號員的小紅軍趙國泰弄了一頂國民黨軍帽,時常到國軍的炊事部門去打飯吃。這可以說是長征以來國共軍隊最為和諧的一幕。”

            蔣介石的中央軍給紅軍“護航”,特別嘉獎龍云:“三縱之忠勇,乃貴總司令平時訓練之功勞。”這表面雖是對龍云的嘉獎,但聯系那封密電來看,很可能也有分化龍云與其麾下將領的用意。只是龍云駕馭人的手腕比王家烈高得多,盡管孫渡對蔣介石感恩戴德,但也不忍自己的老上司龍云落得如王家烈那般凄慘,所以沒有急于站隊。貴陽警報解除之際,紅軍繼續和追剿的國民黨軍兜圈子,向西挺進,做出入滇之勢。龍云急了,立即發出措辭嚴厲的電報電令滇軍各部“不再前進”,并說“我軍若再超過貴陽前進,經費立即斷絕,無論何人令赴黔東,均須考慮,不能輕進也。切要!切屬!”紅軍的西進路線令蔣介石很滿意,想乘昆明空虛,重演薛岳中央軍進入貴陽的一幕。更有趣的是,以“圍剿”紅軍為己任的中央軍此刻竟然不打不堵,紅軍走到哪,他們就指揮部隊追到哪,但就是不堵截,不知道的龍云反倒喊打喊殺得厲害。4 月18 日,龍云電令省內外滇軍:“不顧重大犧牲,努力殺敵,以收夾擊之效。”同時,又密令孫渡,若紅軍入滇,“務望設法不分星夜超越于前,阻其深入,是為至要。”紅軍入滇之后,龍云還成立了一個“云南省戒嚴司令部”,宣布滇中、滇東北各縣戒嚴,并命令各縣長“固守縣城,擅離職守者以軍法論處”。據李以劻回憶:“紅軍在滇過境時沿途各縣縣長帶領民團頑抗,被消滅的團丁達1000 余……宣威縣長陳其棟因臨陣脫逃及一個督戰不力的參議被龍云槍決,一個通共紳士張秀升被龍云斬首。從地方團隊來看,云南比貴州還頑固,甚至和正規軍一樣兇惡。這也證明龍云統治云南比王家烈統治貴州的政權鞏固得多。蔣介石不敢乘紅軍入滇的時候向龍云開刀,這是原因之一。”

            紅軍在云南活動期間,滇軍所帶的云南地圖被紅軍繳去,昆明城里的滇系大佬們一度以為紅軍將攻城而惶惶不可終日。另一方面,蔣介石用盡各種方法想引龍云上鉤,例如告訴他第1、第2 縱隊入滇后歸龍云指揮,但龍每次都婉言拒絕,就是不上鉤,即使是已到昆明附近的薛岳部,也被龍云以種種借口拒絕入城。但同時,他又以甜言蜜語安撫薛岳,并借著酒勁與薛岳寫貼換貼,結為盟兄弟。可見,龍云在玩弄權術方面,的確不知道比王家烈高到哪里去了。

            1935 年5月9日,紅軍巧渡金沙江。兩天以后,國民黨方面的追兵才趕到南岸,可紅軍早已毀船封江,主力陸續離開云南,向四川挺進。云南王龍云總算松了口氣。5月中旬,蔣介石親赴昆明安撫龍云,但凡龍云要求蔣補發的各項費用,蔣都從寬批發,并口頭上答應龍云,將來成立“滇黔綏靖公署”統率兩省軍政,由龍云主持。蔣的這一系列做法不難理解,既然沒能像扳倒王家烈那樣拿下龍云,那就得拉攏安撫,避免他與桂系等老牌反蔣勢力勾結。

            6月上旬,紅軍強渡大渡河,向大小金川前進,蔣介石也準備離開昆明。臨行前,龍云以黃金制成一個大牌子送給蔣,上刊“蔣委員長蒞滇紀念”字樣,同時還分送了小號的牌子給蔣身邊的侍從人員。到此,蔣龍斗法告一段落,但事情遠遠沒有結束。六年后,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橫掃東南亞,滇西也被戰爭籠罩。借著抗日之機,中央軍又到云南來了。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蔣介石密令第5軍悍然發動“五華山事件”,一舉剝奪了龍云的軍政大權,結束了其在云南近20年的統治。

            劉湘“防蔣”甚于“防共”

            紅軍從湘江突圍后,曾一度想在川黔邊境建立根據地,但進入黔北后才發現這里人煙稀少,少數民族眾多,根本不適合建立根據地。1935 年1 月的遵義會議中,紅軍領導層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調整了新的戰略方針。會上,熟悉四川情況的劉伯承、聶榮臻提出到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建議,最后意見達成一致,認為“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都比黔北好”,遂決定由遵義地區北上,到川西北建立蘇區。

            當時的四川又是什么情況呢?自辛亥以來,四川內戰不斷,軍閥多如牛毛,諸如劉湘、劉文輝、熊克武、楊森、鄧錫侯、田頌堯、唐式遵等大小軍閥互相攻伐,爭搶地盤已是家常便飯。到1932年之后,四川的軍政大權基本被劉湘所掌握,而劉文輝則控制川康一帶的地盤。紅軍對四川也很重視,早在1935 年以前,紅四方面軍就在川陜邊區建立了根據地。

            在云貴川三省的軍閥中,以劉湘勢力最大。而且他與龍云一樣,都是“防蔣”甚于“防共”。紅軍入川之時,劉湘曾召集幕僚商議,判斷紅軍究竟只是過境,還是打算在四川落地生根。他對親信幕僚說:“我的主意已打定。共匪西來的目的,究竟是圖川還是過路,現在尚難判斷。假如他們的目的在圖川,當然我們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衛桑梓的關系,又是以逸待勞,也未嘗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們的。如果共匪只是借道,那就不成問題。但蔣介石如果借這個機會派中央軍入川,則我們同共匪作戰的結果,幸而獲勝,也是替老蔣創造機會;若失敗,那就更不必說了。”劉湘最終決定“無論如何,都要阻止中央軍入川。”

            1934年11月12日,劉湘由重慶乘船到南京去見蔣介石,兩人初次見面,劉湘裝傻充愣,竟讓蔣介石產生輕敵心理。但當楊永泰等人提出中央軍派9個師入川“剿匪”的問題時,劉湘死活就是不同意。最后還是蔣介石做出讓步,任命劉湘為“剿匪”總司令,將川軍主力20萬余人編為六路對紅軍進行圍堵。中央軍入川的計劃是泡湯了,但蔣介石另有他法。川軍在“圍剿”紅軍的過程中,連連受挫,傷亡慘重,蔣介石則借機派參謀團入川。1934年12月29日,蔣介石任命賀國光為參謀團主任,并于次年1月29日抵達重慶。參謀團最重要的任務,即是實施蔣介石的圖川計劃。據晏道剛回憶,參謀團“一面擔任策劃,一面督戰,規定川軍各路師長以上將領要定期向參謀團作軍事報告,凡屬向劉湘總部報告軍情一定要分報賀國光的參謀團一份,以加強控制”。

            1935年初,川軍郭其勛部曾與川黔邊境的紅軍鏖戰于土城,川軍受到沉重打擊,據郭其勛后來回憶,該役“全旅傷亡700 余人,孤軍作戰一天,逐次加入戰斗,集中機炮火力猛撲,當時事態很危險,不是在前線督戰,幾乎垮下來,后來廖澤旅加入戰斗后,才穩定戰局”。然而紅三、紅五軍團在這場戰斗中也傷亡慘重,紅三軍團團長歐陽鑫、紅一軍團團政委趙云龍均力戰殉職。

            經略西南,一失一得

            中央紅軍從川黔邊境移師云南扎西時,劉湘心中暗喜,說:“朱、毛赤匪流竄滇黔,真乃我全川百姓之大幸。”然而好景不長,不久后,川北就傳來了紅四方面軍發起嘉陵江戰役的消息。還沒等劉湘從這晴天霹靂的消息中反應過來,蔣介石的懲罰令就在第一時間下達了。

            原來在劉湘拒絕中央軍入川后,蔣介石便對四川采取了滲透策略。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言,派賀國光率領參謀團入川監督。另一方面,又派復興社的特工頭目康澤出馬,康澤手下數以千計的別動隊成員滲透到川康各地組訓民眾,監視地方官吏。所以在紅四方面軍渡過嘉陵江后,蔣介石第一時間就收到了消息。據晏道剛回憶,蔣“將放走紅四方面軍徐向前部的罪名加在川軍第29 軍田頌堯頭上,將田撤職查辦,殺雞給猴看,使川軍將領有所恐懼”。

            1935年6月18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實力空前壯大。另一方面,國民政府的中央軍也對巴蜀之地垂涎三尺,躍躍欲試。此刻最緊張的就是劉湘,他表面上召集賀國光等人一起對紅軍兵力進行分析評估,而后迅速調兵在川各地進行部署。當時除中央軍胡宗南部占據川西北的平武、松潘外,岷江沿岸各要點幾乎均被川軍所占。劉湘這一部署一方面固然給紅軍造成壓力,但也不乏防范中央軍勢力的用意。7月上旬,蔣介石由重慶到成都后,薛岳所率的吳奇偉、周渾元兩部及第二路軍前敵總部直轄各師已抵達成都附近,“形成蔣嫡系控制了四川的局面”。此時的形勢大利于蔣,在過去的幾個月,他削掉了貴州的王家烈,拉攏了云南的龍云,控制黔、滇兩省,氣焰甚高。蔣一到成都,即接到賀國光的報告,說劉文輝部在大渡河、金湯、大金川屢戰屢敗。蔣馬上電令劉文輝將其侄子劉元宗、同鄉余松琳這兩個心腹旅長押解參謀團法辦。晏道剛認為,這是蔣介石“給劉文輝打擊,使川軍頭目不敢不賣力氣”。

            經略四川被蔣介石視為重中之重,計劃在蜀期間完成“統一川軍,困死共軍”的計劃。前方在8、9 月間就已布置就緒,緊接著,蔣介石在四川峨眉山舉辦了峨眉山軍官訓練團,該軍訓團的訓練對象為川、黔、滇三省軍隊連級以上的各級部隊長和幕僚長,其中以川軍軍官為主。團長由蔣介石親任,副團長為劉湘,教育長陳誠,總教官周亞衛,團附薛岳、劉文輝、鄧錫侯。受訓軍官約2000 人以上,排、班的編成,是將各軍、師的建制打亂后混合編配。在這個軍訓團中,還布置了不少蔣介石的眼線,例如第一營營附胡靖安、第十二連連長蕭致平、第五連的排長熊克西等都充當著“秘密警察”的角色,為蔣介石刺探、監視、搜集材料。不難看出,該軍訓團實際上是國民政府中央為了拉攏地方實力派,在地方培養自己的嫡系而舉辦的。

            峨眉山訓練團共辦了兩期,每期時間均為3個星期。第一期從8月4日至8月25日,第二期從9月1日至9月21日。就在軍訓團結束一個月后,1935年10月19 日,中央紅軍沖破重重封鎖,終于抵達陜北吳起鎮,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結束了歷時1年、縱橫11省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四川“困死共軍”的計劃落空了,蔣介石嘆息:“六年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從1934年底紅軍向西轉移起,蔣介石便精心策劃了“一箭雙雕”的西南攻略,即在西南地區消滅紅軍的同時又削平地方軍閥,中央紅軍長征勝利讓蔣介石失去一“雕”。但在這一年中,他兵不血刃將貴州徹底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又以綏靖手段拉攏龍云,防止其與李、白竄通反蔣,又將自己的親信勢力滲透四川。剩下這一“雕”算是基本到手。1936年6月,蔣介石在和李滋羅斯的談話中說:“當戰爭(抗日)來臨時,我將在沿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地抵抗,然后逐步向內陸撤退,繼續抵抗。最后,我們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

            抗戰爆發后,一切正如蔣介石所預料,東部經過淞滬會戰、徐州會戰等激烈抵抗后淪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以西南作為持久抗戰的大后方,堅守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最終取得抗戰勝利。這不得不說是1935年經略西南的計劃收到了成效。但有一點可能是蔣介石沒有想到的,那就是當大戰來臨之時,他曾一心想“圍剿”的紅軍彼時已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他的中央軍一同站在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攜手抵御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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