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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之洞曾強烈反對日本文化

    2016-11-2 17:22:13

    來源:檢察日報 作者:安立志 選稿:王永娟

      中國歷史上曾有抵制“日話”的倡議和行動,這是近年來很多抵制日貨的人根本想不到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并非“日貨”,而是日本的語言文字——“日話”。

      

      張之洞是反“日話”最強力者

      中國歷史上曾有抵制“日話”的倡議和行動,這是近年來很多抵制日貨的人根本想不到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并非“日貨”,而是日本的語言文字——“日話”。

      比鄰而居的中國與日本聯系密切。隋唐時期,日本以中國為師,日本文化至今融匯著大量中國文化的因子。去過日本的人都知道,街頭巷尾、廣告銘牌,隨處可見的漢字,就是日本早年學習中國的顯著證據。近代以來,中國敗于日本。孫中山、周恩來、魯迅、郭沫若等一大批有識之士以敵為師,東渡扶桑,學習先進的日本文化,而漢字書寫的日本詞語,則是近代史上中國學習日本的“副產品”。

      如何將那些中國歷史上不曾見聞的新事物引介到中國,既需要開闊的現代眼光,也需要專業的文字翻譯。日本既有悠久的漢字使用歷史,又有早期“脫亞入歐”經歷,在這方面確有優勢。近代史上,在對中國的語言文字輸出方面,日本既是原創者,也是“二傳手”。

      如同開放初期,國人對“日貨”的熱衷曾經匪夷所思,“錄音機熱”“彩電熱”,日本商品一度風靡城鄉。20世紀初,也曾出現一撥“進口熱”,那時熱的不是“日貨”,而是“日話”。輕狂少年、淺薄才子,言談話語之間,競相以賣弄日本詞語為時髦。“自日本移譯之新名詞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輒之以相夸,開口便是,下筆即來,實文章之革命軍也。”有人題詩諷刺道:“處處皆團體,人人有腦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勢力圈誠大,中心點最深。出門呼以太,何處定方針。”每句都包含日本漢字名詞(《清稗類鈔·譏諷》)。

      我國語言文字中到底摻雜了多少日本詞語?1984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漢語外來詞詞典》共收入日源漢詞887條,有學者指出,真正屬于日本人利用漢字創造的新詞大約為472個(《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比如,哲學類的哲學、唯物論、唯心論、辯證法、世界觀、本質、現象、具體、抽象、主觀、客觀、物質、精神等等;政治類的政治、政黨、政策、方針、革命、綱領、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等;經濟類的經濟、生產、分配、消費、工業、商業、金融、市場、科學、生產力、生產關系等;法律類的法律、法庭、警察、憲法、刑法、人權、自由等等;常用詞語干部、單位、服務、環境、簡單、目標、條件、速度、質量等等。

      清末重臣張之洞是“中體西用”的倡導者。那么,他對“日話”進入我國持何立場呢?作為政策制定者,他聲稱:“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于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張之洞全集》第十二冊)作為政策執行者,他利用職權極力抵制“日話”進入中國。張之洞晚年任體仁閣大學士,兼管學部,“凡奏疏公牘有用新名詞者,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曰:‘日本名詞。’后悟‘名詞’兩字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話’。”(《趨庭隨筆》卷三)張之洞抵制“日話”,當然是基于其深藏內心的精神律令與文化桎梏,這不僅暴露了“中體西用”的內在矛盾,同時也體現了其對外政策的葉公好龍。

      言論、行動上的口是心非,往往導致日常生活的自相矛盾,以致鬧出笑話。民間很快出現了張之洞抵制“日話”的新段子:“一日見一某君擬件,頓足罵曰:‘汝何用日本名詞耶?’某曰:‘名詞亦日本名詞也。’遂不歡而散。”(《光宣以來詩壇旁記》)這個屬下膽大包天,居然“以香帥之道還治香帥之身”!

      抵制日貨的理由是什么?一曰購買日貨幫助日本經濟,二曰購買日貨沖擊國內市場。“日話”與“日貨”不同,其影響決不限于經濟與物質。清末學者王國維指出:“近年文學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新語之輸入是已。……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王國維全集》第一卷)可見,語言的輸入并非孤立的文化現象,它其實是作為思想的載體“附帶”輸入的。

      如何看待“日話”的危害,作為主管教育的朝廷重臣,張之洞對日本名詞的泛濫憂心忡忡,1903年,他以衛道士的口氣警告稱:“大凡文字務求怪異之人,必系邪辟之士。文化既壞,士風因之。……倘中外文法參用雜糅,久之必漸將中國文法字義盡行改變。恐中國之學術風教,亦將隨之俱亡矣。”(《新語探源》)在其位謀其政。張之洞的著眼點自然放在“日話”之于中國“學術風教”之危害。

      《東方雜志》就不同了,它是社會公器,就要對社會負責任。1906年,該雜志刊文指責新名詞導致了國民精神之墮落:“‘自由’為天賦之權,而今之所謂‘自由’則肆無忌憚,乃古人所謂放縱也。且世有‘平等’之說出,而后狂妄之民以之助自傲自驕之習。……有‘共產’之說出,而后無賴之民恃為欺壓銀財之用。”在這里,該文僅以“自由”“平等”“共產”諸例,論述其對民眾道德之戕害。它進一步闡述道,“自新名詞輸入,……由是為惡為非者,均恃新名詞為護身之具,用以護過飾非,而民德之墮遂有不可勝窮者矣!”

      嚴復早于王國維,但看法與之不同。他認為,語言文字不過“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感之音聲”(《嚴復集》第三冊)。意思是說,承載“理想”的“羽翼”不等于“理想”,表達“情感”的“音聲”不等于“情感”,“載體”不是“本體”,“花轎”并非“新娘”,不必刻意拔高“語言文字”的實際地位。晚清國粹派人士鄧實卻不這樣認為,他將語言文字上升到國家興亡的高度來認識,“一國有一國之語言之字,其語文亡者,則其國亡;其語文存者,則其國存。”“今之滅人國也,不過變易其國語,擾亂其國文,無聲無臭,不戰而已堙人國、圮人種矣……”(《癸卯政藝叢書·政學文編卷七》)

      早期的洋務派官員,早期的拳民化文章,早期的民粹派人士,從學術風教、國民道德、亡國滅種的角度論述了“日話”的重大危害。其實,文化的交流、互補是很正常的事情。倘若全盤抵制“日話”,豈非要從《國語》《尚書》中尋找替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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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之洞曾強烈反對日本文化

    2016年11月2日 17:22 來源:檢察日報

      中國歷史上曾有抵制“日話”的倡議和行動,這是近年來很多抵制日貨的人根本想不到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并非“日貨”,而是日本的語言文字——“日話”。

      

      張之洞是反“日話”最強力者

      中國歷史上曾有抵制“日話”的倡議和行動,這是近年來很多抵制日貨的人根本想不到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并非“日貨”,而是日本的語言文字——“日話”。

      比鄰而居的中國與日本聯系密切。隋唐時期,日本以中國為師,日本文化至今融匯著大量中國文化的因子。去過日本的人都知道,街頭巷尾、廣告銘牌,隨處可見的漢字,就是日本早年學習中國的顯著證據。近代以來,中國敗于日本。孫中山、周恩來、魯迅、郭沫若等一大批有識之士以敵為師,東渡扶桑,學習先進的日本文化,而漢字書寫的日本詞語,則是近代史上中國學習日本的“副產品”。

      如何將那些中國歷史上不曾見聞的新事物引介到中國,既需要開闊的現代眼光,也需要專業的文字翻譯。日本既有悠久的漢字使用歷史,又有早期“脫亞入歐”經歷,在這方面確有優勢。近代史上,在對中國的語言文字輸出方面,日本既是原創者,也是“二傳手”。

      如同開放初期,國人對“日貨”的熱衷曾經匪夷所思,“錄音機熱”“彩電熱”,日本商品一度風靡城鄉。20世紀初,也曾出現一撥“進口熱”,那時熱的不是“日貨”,而是“日話”。輕狂少年、淺薄才子,言談話語之間,競相以賣弄日本詞語為時髦。“自日本移譯之新名詞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輒之以相夸,開口便是,下筆即來,實文章之革命軍也。”有人題詩諷刺道:“處處皆團體,人人有腦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勢力圈誠大,中心點最深。出門呼以太,何處定方針。”每句都包含日本漢字名詞(《清稗類鈔·譏諷》)。

      我國語言文字中到底摻雜了多少日本詞語?1984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漢語外來詞詞典》共收入日源漢詞887條,有學者指出,真正屬于日本人利用漢字創造的新詞大約為472個(《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比如,哲學類的哲學、唯物論、唯心論、辯證法、世界觀、本質、現象、具體、抽象、主觀、客觀、物質、精神等等;政治類的政治、政黨、政策、方針、革命、綱領、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等;經濟類的經濟、生產、分配、消費、工業、商業、金融、市場、科學、生產力、生產關系等;法律類的法律、法庭、警察、憲法、刑法、人權、自由等等;常用詞語干部、單位、服務、環境、簡單、目標、條件、速度、質量等等。

      清末重臣張之洞是“中體西用”的倡導者。那么,他對“日話”進入我國持何立場呢?作為政策制定者,他聲稱:“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于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張之洞全集》第十二冊)作為政策執行者,他利用職權極力抵制“日話”進入中國。張之洞晚年任體仁閣大學士,兼管學部,“凡奏疏公牘有用新名詞者,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曰:‘日本名詞。’后悟‘名詞’兩字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話’。”(《趨庭隨筆》卷三)張之洞抵制“日話”,當然是基于其深藏內心的精神律令與文化桎梏,這不僅暴露了“中體西用”的內在矛盾,同時也體現了其對外政策的葉公好龍。

      言論、行動上的口是心非,往往導致日常生活的自相矛盾,以致鬧出笑話。民間很快出現了張之洞抵制“日話”的新段子:“一日見一某君擬件,頓足罵曰:‘汝何用日本名詞耶?’某曰:‘名詞亦日本名詞也。’遂不歡而散。”(《光宣以來詩壇旁記》)這個屬下膽大包天,居然“以香帥之道還治香帥之身”!

      抵制日貨的理由是什么?一曰購買日貨幫助日本經濟,二曰購買日貨沖擊國內市場。“日話”與“日貨”不同,其影響決不限于經濟與物質。清末學者王國維指出:“近年文學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新語之輸入是已。……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王國維全集》第一卷)可見,語言的輸入并非孤立的文化現象,它其實是作為思想的載體“附帶”輸入的。

      如何看待“日話”的危害,作為主管教育的朝廷重臣,張之洞對日本名詞的泛濫憂心忡忡,1903年,他以衛道士的口氣警告稱:“大凡文字務求怪異之人,必系邪辟之士。文化既壞,士風因之。……倘中外文法參用雜糅,久之必漸將中國文法字義盡行改變。恐中國之學術風教,亦將隨之俱亡矣。”(《新語探源》)在其位謀其政。張之洞的著眼點自然放在“日話”之于中國“學術風教”之危害。

      《東方雜志》就不同了,它是社會公器,就要對社會負責任。1906年,該雜志刊文指責新名詞導致了國民精神之墮落:“‘自由’為天賦之權,而今之所謂‘自由’則肆無忌憚,乃古人所謂放縱也。且世有‘平等’之說出,而后狂妄之民以之助自傲自驕之習。……有‘共產’之說出,而后無賴之民恃為欺壓銀財之用。”在這里,該文僅以“自由”“平等”“共產”諸例,論述其對民眾道德之戕害。它進一步闡述道,“自新名詞輸入,……由是為惡為非者,均恃新名詞為護身之具,用以護過飾非,而民德之墮遂有不可勝窮者矣!”

      嚴復早于王國維,但看法與之不同。他認為,語言文字不過“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感之音聲”(《嚴復集》第三冊)。意思是說,承載“理想”的“羽翼”不等于“理想”,表達“情感”的“音聲”不等于“情感”,“載體”不是“本體”,“花轎”并非“新娘”,不必刻意拔高“語言文字”的實際地位。晚清國粹派人士鄧實卻不這樣認為,他將語言文字上升到國家興亡的高度來認識,“一國有一國之語言之字,其語文亡者,則其國亡;其語文存者,則其國存。”“今之滅人國也,不過變易其國語,擾亂其國文,無聲無臭,不戰而已堙人國、圮人種矣……”(《癸卯政藝叢書·政學文編卷七》)

      早期的洋務派官員,早期的拳民化文章,早期的民粹派人士,從學術風教、國民道德、亡國滅種的角度論述了“日話”的重大危害。其實,文化的交流、互補是很正常的事情。倘若全盤抵制“日話”,豈非要從《國語》《尚書》中尋找替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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