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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前什么原因令曾不合的毛澤東與張聞天和解

2016-11-17 09:21:35

來源:快樂老人報 作者:程中原 選稿:郁婷藶

原標題:長征前什么原因令曾不合的毛澤東與張聞天和解

  核心提示:張聞天感覺到自己“已經處于無權的地位”,“心里很不滿意”。張聞天此時的這種感受,在毛澤東心里早已郁積多年。從贛南會議(1931年11月)到六屆五中全會(1934年1月),毛澤東一再受到排擠打擊。這時,張聞天和毛澤東都住在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眼看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節節失利,現在又不得不離開這塊血汗澆灌的紅色國土了,他們心中都有抑郁、憤懣之情。

  1955年,張聞天與毛澤東在一起。 資料圖

  本文摘自:《快樂老人報》2016年10月31日第14版,作者:程中原,原題:長征前向毛澤東吐露心中不快

  毛洛合作

  1934年4月,標明“張聞天、毛澤東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出版了,被贊譽為“蘇維埃工作經驗的結晶,寶貴的指針”。這本書的出版可以看做是張聞天和毛澤東開始合作的一個標志。

  張聞天同毛澤東相互關心

  六屆五中全會決定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博古他們企圖用這種安排來排斥毛澤東對政府工作的領導。張聞天為人正派,并沒按博古等人的意圖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澤東合作,尊重毛澤東的態度。

  張聞天就職以后,同毛澤東長談了好幾次,傾聽毛澤東移交工作的意見。主持人民委員會開會時,他總是請毛澤東參加和指導。經濟工作本來是毛澤東管的,張聞天接任以后,還是讓國民經濟部部長吳亮平經常向毛澤東匯報和請示;毛澤東也還是參與了經濟工作方面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樣,張聞天同毛澤東的關系不僅沒有趨向緊張,反而逐漸密切起來。1934年8月1日敵機轟炸瑞金后,黨中央遷云石山,中央軍委遷梅坑。毛、張的住處都一起搬到了云石山上的一座小廟“云山古寺”里。堂屋的一側廂房住著毛澤東與賀子珍一家,另一側廂房就是張聞天的房間。朝夕相處,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關心。毛澤東1934年9月在于都得了惡性瘧疾,高燒不止。贛南省委給張聞天打電話求助,他立即派傅連暲星夜趕去診治。當然,促使張聞天同毛澤東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們對不少問題看法比較接近,在黨內生活中有共同的感受。

  踏上長征之前坦誠談心

  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個“排擠”張聞天的部署,即派張聞天到閩贛省巡視工作。張聞天一眼看穿,這是要把他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因為此前項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在閩贛省已經作了較長時間的巡視檢查,剛回到瑞金,完全沒有必要再派一個高層領導同志前往。所謂去閩贛“巡視”云云,完全是博古他們要將張聞天實際上從政府領導崗位上調開去的一個由頭。

  張聞天服從決定,7月上旬即赴閩贛。巡視工作進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這時,張聞天實際上已經被“剝奪”了參與最高決策的權力。紅軍戰略轉移前的準備工作以及所有高級領導干部的去留,都已由“最高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決定。在組織人事方面,張聞天有權能做的事,只是提出中央政府隨軍轉移的中級干部名單,交“最高三人團”批準。當時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團”列入“留”的高級干部名單之中。瞿秋白向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表示希望“走”。張聞天深表同情,隨即向博古陳情。博古一點沒有商量余地,硬是以病弱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來。張聞天感覺到自己“已經處于無權的地位”,“心里很不滿意”。

  張聞天此時的這種感受,在毛澤東心里早已郁積多年。從贛南會議(1931年11月)到六屆五中全會(1934年1月),毛澤東一再受到排擠打擊。這時,張聞天和毛澤東都住在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眼看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節節失利,現在又不得不離開這塊血汗澆灌的紅色國土了,他們心中都有抑郁、憤懣之情。有一天,張聞天同毛澤東坐在住處前黃槲樹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來。張聞天把心中的不快、不滿全都向毛澤東吐露出來。張聞天、毛澤東之間這次坦誠的談心,使他們的接近和合作,在踏上長征的征途之前,進入了一個稱得上是戰友的全新的階段。

  張聞天為紅軍長征寫社論

  紅軍戰略大轉移的決策,是在廣昌戰役失敗之后的5月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已作出的。向共產國際報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但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仍沒有適時作出決斷,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只在極少數中央領導人中秘密進行。

  進入9月,朱德、周恩來、項英等簽署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出《為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的號令》《關于鞏固和擴大地方部隊及自給問題的訓令》等,進行轉移前的各項準備。但是,對于突圍行動這一巨大的戰略轉變,在干部與指戰員中沒進行解釋工作,甚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也沒進行討論。關于為什么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是什么、到何處去等基本問題,始終秘而不宣。直到9月下旬,才要張聞天撰寫一篇社論,從理論上對紅軍戰略大轉移作出解釋,以統一全黨全軍的思想。這正好給張聞天提供了一次機會,使他可以把這兩年斗爭實踐中得到的新認識,作一個比較系統的概括。

  這篇社論題為《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發表在9月29日《紅色中華》上,署名張聞天。社論發表后,紅軍總政治部立即發布“政治指令”,要求全軍根據這篇文章,就即將開始的軍事行動,“在部隊中進行充分的宣傳解釋工作”。這篇社論,實際上是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宣言書和動員令。從社論內容來看,標志著張聞天的思想已躍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比較自覺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反對“左”傾路線的高度。

  同六屆五中全會斷定中國存在著“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斗爭”等觀點完全不同,張聞天已清醒認識到中國的革命戰爭是“長期”的戰爭,不是在幾年內就能夠完全勝利的。他雖然還沒沖破“進攻路線”的外殼,但已十分明確地在實際上否定了“左”傾軍事路線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提出并闡明了靈活運用各種斗爭方式,尤其是退卻、縮短戰線、轉移地區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爭取勝利的觀點。對于主力紅軍的突圍西征來說,這是到那時為止得到深刻表述的正確的指導思想。遺憾的是,當時的實際領導者根本沒接受這些正確思想,因此,西征突圍在單純防御路線的指導下,就不能不陷入困境,最終使紅一方面軍瀕臨毀滅的危險。(《張聞天傳》,程中原著,當代中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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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前什么原因令曾不合的毛澤東與張聞天和解

2016年11月17日 09:21 來源:快樂老人報

原標題:長征前什么原因令曾不合的毛澤東與張聞天和解

  核心提示:張聞天感覺到自己“已經處于無權的地位”,“心里很不滿意”。張聞天此時的這種感受,在毛澤東心里早已郁積多年。從贛南會議(1931年11月)到六屆五中全會(1934年1月),毛澤東一再受到排擠打擊。這時,張聞天和毛澤東都住在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眼看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節節失利,現在又不得不離開這塊血汗澆灌的紅色國土了,他們心中都有抑郁、憤懣之情。

  1955年,張聞天與毛澤東在一起。 資料圖

  本文摘自:《快樂老人報》2016年10月31日第14版,作者:程中原,原題:長征前向毛澤東吐露心中不快

  毛洛合作

  1934年4月,標明“張聞天、毛澤東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出版了,被贊譽為“蘇維埃工作經驗的結晶,寶貴的指針”。這本書的出版可以看做是張聞天和毛澤東開始合作的一個標志。

  張聞天同毛澤東相互關心

  六屆五中全會決定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博古他們企圖用這種安排來排斥毛澤東對政府工作的領導。張聞天為人正派,并沒按博古等人的意圖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澤東合作,尊重毛澤東的態度。

  張聞天就職以后,同毛澤東長談了好幾次,傾聽毛澤東移交工作的意見。主持人民委員會開會時,他總是請毛澤東參加和指導。經濟工作本來是毛澤東管的,張聞天接任以后,還是讓國民經濟部部長吳亮平經常向毛澤東匯報和請示;毛澤東也還是參與了經濟工作方面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樣,張聞天同毛澤東的關系不僅沒有趨向緊張,反而逐漸密切起來。1934年8月1日敵機轟炸瑞金后,黨中央遷云石山,中央軍委遷梅坑。毛、張的住處都一起搬到了云石山上的一座小廟“云山古寺”里。堂屋的一側廂房住著毛澤東與賀子珍一家,另一側廂房就是張聞天的房間。朝夕相處,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關心。毛澤東1934年9月在于都得了惡性瘧疾,高燒不止。贛南省委給張聞天打電話求助,他立即派傅連暲星夜趕去診治。當然,促使張聞天同毛澤東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們對不少問題看法比較接近,在黨內生活中有共同的感受。

  踏上長征之前坦誠談心

  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個“排擠”張聞天的部署,即派張聞天到閩贛省巡視工作。張聞天一眼看穿,這是要把他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因為此前項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在閩贛省已經作了較長時間的巡視檢查,剛回到瑞金,完全沒有必要再派一個高層領導同志前往。所謂去閩贛“巡視”云云,完全是博古他們要將張聞天實際上從政府領導崗位上調開去的一個由頭。

  張聞天服從決定,7月上旬即赴閩贛。巡視工作進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這時,張聞天實際上已經被“剝奪”了參與最高決策的權力。紅軍戰略轉移前的準備工作以及所有高級領導干部的去留,都已由“最高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決定。在組織人事方面,張聞天有權能做的事,只是提出中央政府隨軍轉移的中級干部名單,交“最高三人團”批準。當時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團”列入“留”的高級干部名單之中。瞿秋白向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表示希望“走”。張聞天深表同情,隨即向博古陳情。博古一點沒有商量余地,硬是以病弱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來。張聞天感覺到自己“已經處于無權的地位”,“心里很不滿意”。

  張聞天此時的這種感受,在毛澤東心里早已郁積多年。從贛南會議(1931年11月)到六屆五中全會(1934年1月),毛澤東一再受到排擠打擊。這時,張聞天和毛澤東都住在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眼看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節節失利,現在又不得不離開這塊血汗澆灌的紅色國土了,他們心中都有抑郁、憤懣之情。有一天,張聞天同毛澤東坐在住處前黃槲樹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來。張聞天把心中的不快、不滿全都向毛澤東吐露出來。張聞天、毛澤東之間這次坦誠的談心,使他們的接近和合作,在踏上長征的征途之前,進入了一個稱得上是戰友的全新的階段。

  張聞天為紅軍長征寫社論

  紅軍戰略大轉移的決策,是在廣昌戰役失敗之后的5月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已作出的。向共產國際報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但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仍沒有適時作出決斷,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只在極少數中央領導人中秘密進行。

  進入9月,朱德、周恩來、項英等簽署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出《為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的號令》《關于鞏固和擴大地方部隊及自給問題的訓令》等,進行轉移前的各項準備。但是,對于突圍行動這一巨大的戰略轉變,在干部與指戰員中沒進行解釋工作,甚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也沒進行討論。關于為什么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是什么、到何處去等基本問題,始終秘而不宣。直到9月下旬,才要張聞天撰寫一篇社論,從理論上對紅軍戰略大轉移作出解釋,以統一全黨全軍的思想。這正好給張聞天提供了一次機會,使他可以把這兩年斗爭實踐中得到的新認識,作一個比較系統的概括。

  這篇社論題為《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發表在9月29日《紅色中華》上,署名張聞天。社論發表后,紅軍總政治部立即發布“政治指令”,要求全軍根據這篇文章,就即將開始的軍事行動,“在部隊中進行充分的宣傳解釋工作”。這篇社論,實際上是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宣言書和動員令。從社論內容來看,標志著張聞天的思想已躍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比較自覺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反對“左”傾路線的高度。

  同六屆五中全會斷定中國存在著“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斗爭”等觀點完全不同,張聞天已清醒認識到中國的革命戰爭是“長期”的戰爭,不是在幾年內就能夠完全勝利的。他雖然還沒沖破“進攻路線”的外殼,但已十分明確地在實際上否定了“左”傾軍事路線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提出并闡明了靈活運用各種斗爭方式,尤其是退卻、縮短戰線、轉移地區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爭取勝利的觀點。對于主力紅軍的突圍西征來說,這是到那時為止得到深刻表述的正確的指導思想。遺憾的是,當時的實際領導者根本沒接受這些正確思想,因此,西征突圍在單純防御路線的指導下,就不能不陷入困境,最終使紅一方面軍瀕臨毀滅的危險。(《張聞天傳》,程中原著,當代中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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