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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去哪兒了?”——寫于“西安事變”八十周年

          2016-12-14 16:26:51

          來源:文匯筆會 作者:杜毅 杜穎 選稿:桑怡

            原標題:“爸爸去哪兒了?”——寫于“西安事變”八十周年

            “雙十一”的時候,就有很多朋友在等“雙十二”。我問他們“雙十二”還是什么日子,卻都答不上來。感謝杜毅、杜穎女士給筆會的專稿,它喚醒了很多與愛國、衛國、建國有關的可歌可泣的記憶,讓我們對“西安事變”的前前后后,對憂國憂民、無私無畏的杜重遠先生,都了解得更多。今天并不只是炒作出來的又一個網購日——那一段歷史的分量,比你買的任何東西,都要沉重得多。

            ——編者

            640

            杜重遠先生是中國現代史上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愛國革命烈士。本文作者杜毅、杜穎為杜重遠之女。圖為1937年杜重遠(后排左一)陪剛剛獲釋的“七君子”看望馬相伯。

            打開電視機,在熒屏上,第一次看到一個親子活動標題:《爸爸去哪兒了?》,我和妹妹先是怔忡,繼而心雨婆娑。這是我們姐、弟、妹三人幼年——青年——而今“晚霞”之齡,常問媽媽和自己的一句話:“爸爸去哪兒了?”

            記憶深處:抗戰勝利第二年,我三歲了,弟弟兩歲,妹妹尚在襁褓中,媽媽歷盡艱難,將病中的三個失怙兒女從新疆護送回到上海,住進了爸媽當年的婚房,也是為愛國人士及地下黨聚會而購的住宅——位于霞飛路(現淮海中路)的一幢地中海式寬大花園別墅。抗戰勝利前夕,新疆軍閥盛世才殘酷殺害了爸爸之后,又將我們染上不治之癥(上世紀40年代無藥可治的結核病),以達到他“斬草除根”的目的。我們住進了這座氣勢恢宏,果樹蓊郁的花園洋樓,它依舊靜悄悄。因我們均整日發燒、咳嗽,只能倦臥在床。

            一個秋日黃昏,我熱度稍退,騎上小童車,溜出了黑色鍛花大鐵院門,在寬闊、寂寥的人行道上,追逐梧桐落葉。待我騎車繞回,看到一位行人伴一個小男孩,站在大鐵門外。他注視著我,又彎腰對小男孩說:“看見么?騎童車的女娃娃,就是那位我常與你說起的抗戰愛國烈士杜重遠的女兒。”男孩好奇地朝我看。那位路人忽然招手要我到他身邊,我蹬車挨近他,他和藹地對我說:“回去告訴你媽媽,我們都很懷念你的爸爸,向你爸爸致敬。”我聽不太懂“烈士”“致敬”,但我聽懂了杜重遠就是我很小時,在新疆常抱著我站在大院門口的爸爸。下雨天,爸爸撐起傘對我說:“這把傘就像祖國,它能為你擋風遮雨,但你也要好好愛護它。”在新疆,媽媽為我們父女倆畫的蠟筆畫里,爸爸總在我身邊。回到上海,回到“畫外”,我就再也沒有看到爸爸了。當晚,媽媽扶我上床睡覺時,我問媽媽:“爸爸去哪兒了?”媽媽沒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說:“寶寶睡吧,媽媽唱一首催眠曲,你就會知道了。”她拿起夏威夷吉他,橫放在膝蓋上,開始彈奏。在那特別舒緩、悅耳的琴聲中,媽媽唱道:“寶寶要睡覺,眼睛小。眼睛小,要睡覺。媽媽坐在搖籃邊,把搖籃搖。抗戰勝利了,爸爸回來了。回來了,在夢中,爸爸夸我好寶寶。今夜睡得好,明朝起得早,花園里去采個大葡萄……”我不明白,爸爸回來了,為何媽媽唱哭了?我睡意蒙眬,翻過身,睡去了。

            我們因結核病的傳染性,一天學校也未能入讀。媽媽在我們病床邊自己授課。待我們健康狀況稍好,在親友們一片驚嘆聲中,姐弟三人都以高分考入了滬上三所知名大學。弟弟比我和妹妹都聰慧,他沒有問媽媽“爸爸去哪兒了”,而是自己查閱上世紀三十年代爸爸刊登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等雜志上,大量的宣傳抗日文章:《自述》《老實話》《戰區巡禮》等。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爸爸自述“九一八”事變的《虎口余生》:

            “事變發生時,余適因事未在省城。因念所辦瓷業公司向為倭人所嫉視,益以我年來排日甚烈,更為彼等所切齒,今如貿然回省,實不啻飛蛾投火,自尋禍患。然轉念六十萬血汗,五百口員工,皆唯余一人付托是賴,我獨遠避,將何顏以對股東,以見同人?于是決意冒險歸省……抵省,滿街殺氣,殊少行人……只有殺斃之華警與慘死之商民,橫臥道中,傷心慘目,為之揮淚……越二日,余約張公(中央銀行總裁張公權)赴公司參觀。中行同人以公司遠在城外(近日軍轟炸之北大營),咸云不可。張公獨然諾之。至則見全體員工仍勤奮工作,甚為感動。謂余曰:此后,君之事業即余之事業,無論如何,不使此公司半途中輟……乃噩耗頻傳,謂日人必欲得余而甘心。旬日以來,竟以排日罪名,無端逮捕十余人,非刑拷打,慘無人道。亡國之民,真不如治世之犬矣!”

            沿著爸爸筆端,弟弟似乎聽到了悲壯的歌聲:1933年2月,爸爸帶著學生前線政工團,動員剛從云南到滬的聶耳同行,會同宋子文、張學良、朱慶瀾、張公權等,一起赴熱河前線,鼓動抗戰士氣。日軍對熱河發動了空襲。敵機在空中盤旋、俯沖,擲下一枚枚炸彈。一顆炸彈落在一孩子身旁爆炸,可憐幼小的半身血淋淋掛在樹梢.....爸爸帶去的青年兵團見狀,都背起自制硬紙棺材,高舉寫著“誓不生還”的橫幅,與義勇軍騎兵一起沖向敵軍。爸爸站在四家子(今內蒙赤峰敖漢)前線近處,演講鼓動將士,炮火聲中,他帶頭唱起了《誓詞歌》:“家可破,國須保,身可殺,志不撓!”一片歌聲,一片哭聲。聶耳聞聲見狀,心潮澎湃,滿懷悲慟,后由田漢作詞,他譜曲,創作了《義勇軍進行曲》。

            1933年《生活周刊》被查封,主編鄒韜奮流亡國外。白色恐怖下,楊杏佛、史量才等相繼倒在被暗殺的血泊中。爸爸不顧個人安危,以他實業家的身份,又辦起了《新生周刊》。日寇為攻占上海尋找借口,《新生周刊》一篇《閑話皇帝》,被敵寇指罪:“侮辱天皇,有礙邦交。”于是中國當局“查封《新生周刊》,判刑杜重遠一年零兩個月,不得上訴”。爸爸在法庭上大聲抗議:“中國法律被日本人控制了……”當他被法警五花大綁押上囚車時,青年學子們痛哭失聲,憤怒的人群追著囚車,涌向漕河涇第二監獄。上海律師聯合公會代表們一次次上訴,均被駁回。媽媽是留日國際法博士,她以法律的條款,逐條駁斥,以妻子的語言“夫在冤獄子在腹”寫出萬言《抗告書》,又以她精通的英、法、德、意、西班牙等語言譯出,刊登在國內外報刊上,一時中外輿論嘩然。中共地下黨也組織了“支持新生復刊”“釋放杜重遠”的大規模的示威游行,“滿街爭說杜重遠”。《新生事件》將民眾的抗日熱情推向高潮。

            爸爸有過入獄箴言:“囚徒不忘愛國。”他在獄中,大量閱讀了中共地下黨員孫達生送來的《馬列主義問題》《社會發展史》等書籍,屢屢回憶起1931年11月,他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情景:當時的周副主席見他第一句話就是:“我們見面就是朋友了”,并夸獎爸爸:“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占東北后,到處演講,鼓動抗日救國,你這種精神是值得佩服的,正和我黨方針相符。咱們站在一條戰線上了。”爸爸深深感動:共產黨在積極抗日,救國有望。

            弟弟看到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和后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都有爸爸忙碌的身影。爸爸初入獄,張學良國外歸來,即托高崇民伯伯帶信給爸爸表示“慰問”及他將“設法營救”的消息。爸爸回信首先糾正了他從國外帶回來的錯誤思想,告誡他“先安內,后攘外”已使中國陷入自相殘害,敵寇長驅直入的危境。張后又回信:“幾年來教訓頗多,特別是一年來,由于認識上的錯誤,一誤再誤。決心改弦更張,希望老朋友不要摒棄我。”接下來,爸爸又寫信,托高伯伯找到與爸爸兄弟相稱的杜斌丞去說服楊虎城與東北軍聯合,并另函勸張學良放下架子,不要喊楊虎城“老粗”,要解除雙方部下的一些誤會。他還與高崇民、盧廣績和其他友人聯名給張學良寫建議書:“不能對蔣介石抱幻想,不能繼續打紅軍,消耗實力。抗日運動已被逐步鎮壓下來,日本勢力日趨鞏固。現在東北軍集中在西北,有利整訓隊伍,如實現三位一體聯合,是目前抗戰最有利的形勢。”張學良深為所動。

            1936年4月,張學良趁去南京開會之機,轉道上海,會見當時尚在服刑但已轉移到虹橋療養院的杜重遠。杜重遠向張學良分析了當時的抗日形勢,明確指出聯合抗日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張學良告訴杜重遠,通過杜以及其他友人的努力,他已經同陜北紅軍表達了合作抗日的意向。1936年9月,杜重遠刑滿出獄后,于11月29日,冒著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的危險,來到西安,再度做張學良的工作,堅定其聯共抗日的決心。這時距離西安事變的爆發還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事變發生第二天,身在江西的爸爸即被軟禁,后被陳果夫押送南京監禁。當時爸爸因欲供應抗日前線軍需、物資,已在江西又辦起一座“光大瓷廠”。張公權首先支持,中央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實業銀行出資,江西省還出公股二十萬元,公司董事有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盧作孚、黃炎培等名流和實業家,可謂盛極一時。爸爸利用這些人脈關系,在南京監禁中,已預見西安事變若無法妥善解決,內戰必將再起。

            杜重遠即電馮玉祥、孔祥熙,請他們“力持鎮靜,以營救委座為第一要著”。并說:“倘蔣公發生不測,則今后中國紛亂無人可以收拾。”11月19日,他又致信杜月笙、黃炎培:“綏東戰事方酣,西安變亂忽起,抗敵前途受一巨創,凡屬國人,莫不痛心”;希望他們從各方面做工作推動事變和平解決,“否則意見分歧,各執其是,群龍無首,大局紊亂……”

            抗戰開始后,爸爸不相信蔣介石政權能夠把抗戰進行到底,因而拒絕在國民黨政府做官。國外友人勸他去美國,也被他婉言謝絕……在武漢征得周恩來的同意后,爸爸于1939年1月,毅然放棄大城市的優越生活條件,攜帶家屬前往經濟落后、生活艱苦、交通閉塞的新疆,接任新疆學院院長。他把學校當作培養人才、訓練抗日干部的基地,組織學員到群眾中去宣傳抗日。學校辦得生動活潑、有聲有色,卻遭到盛世才的忌恨,他捏造種種罪名,瘋狂迫害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杜重遠首當其沖。從1939年底被停職、軟禁起,杜重遠經歷監禁拷打,嚴刑逼供,始終堅貞不屈,直至被秘密處死。到現在他犧牲的具體時間也沒弄清楚,尸骨也未能找到。

            弟弟獲知爸爸苦難、奮斗、悲壯的一生后,他也發憤圖強,懸梁刺股般學習、工作。但他身體單薄,積勞成疾,于1990年代初他生日那天,心肌梗塞去世。這時恰值媽媽肺癌晚期,妹妹啼哭,拽住弟弟手臂不肯走出太平間,她說弟弟尚有體溫沒有死。而我關住淚閘,回家面告媽媽,弟弟經過搶救,轉危為安,正在靜養。然而,我們焦慮,噩耗難掩太久。回望媽媽幼年喪母,中年喪夫,晚年身患絕癥,怎禁再遭喪子之痛。我們決定給媽媽提前舉辦80壽慶,讓媽媽擁有一個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個快樂生日。中央統戰部、上海市委領導和海內外親友匯聚一堂,小樂隊奏起,眾人歡唱《祝你生日快樂》的歌聲中,弟弟靈柩悄然運往墓地。媽媽華服,靠坐首席座位,虛弱、蒼白,但笑容燦爛。弟弟的墓志文冉冉升展在眼前:“沒有花香,沒有樹高,我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每當我們懷念弟弟,總會想起這首他生前用口哨吹出的《小草》之歌。他出生在日寇侵華,祖國蒙難的年代,環境的摧殘,使他身陷痼疾,英年病逝。他自幼睿智超群,又有很強的報效社會的責任感和刻苦學習的良好習慣,本應成為“棟梁”,卻變成了“小草”。愿這棵小草熱愛書籍、熱愛知識、不畏艱難、頑強學習的精神,留給莘莘學子心中一點綠意。我和妹妹淚流心底,笑留雙頰,真正體驗,什么是紅白喜事一起辦。

            而妹妹更常問:“爸爸去哪兒了?”——她是遺腹女,沒有見過爸爸。但八十年代末,她抱病編輯注釋了《杜重遠文集——還我河山》,因而她最知道爸爸的抗戰行蹤、心境和煎熬。她也知道了爸爸的精神今天已走出國門。在美國基辛格博士的書桌上,有一本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二戰歷史權威、著名漢學家Rana Mitter撰寫的暢銷書《中國,被遺忘的盟友》。Rana教授用十年的時間,沿著《杜重遠文集》宣傳抗日的足跡采訪,了解中國抗戰十四年的史跡。Rana教授十分了解我們爸爸的一生,在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斯坦福大學聯合為我們爸爸召開的國際研討會“杜重遠和他的世界”(2010年1月8日)會上,總結發言如下:

            “杜重遠的一生,英年早逝,但他的愛國熱忱,和高超的能力,使他在政治、新聞、出版、外交、教育、文學、實業、金融、瓷業改良等眾多領域,取得了杰出貢獻。杜重遠猶如一條紅線,串起了國、共兩黨及民主派的許多最高層人士和活動。中外史學家一致認為:他是那個時代中國最徹底無私的愛國先烈的代表人物。他的英名和事跡,將永遠不會被歷史湮滅。”

            1999年春,爸媽墓雕落成于上海宋慶齡陵園“名人墓地”。墓雕有兩米多高,西班牙紅大理石,頂端刻有蜿蜒長城和烽火臺,并有漢白玉的爸媽半身浮雕像,下座是一對和平鴿。整座墓雕聳立在綠樹如幄,鮮花似錦中。我們從小國難家災,痼疾纏身,一直未婚單身。爸爸很早犧牲,而今媽媽又離開了我們,似有些飄零之感。感念黨中央、上海市委,給予如此殊榮,安排爸媽在這樣好的地方安息,也給了我們一個溫暖的“家”。每逢中秋、清明,我們會“常回家看看”,傾聽爸媽愛國利民的教誨,也傾聽這個墓地里,許多叔叔、伯伯們愛國、衛國、建國的可歌可泣的教導,常聽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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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去哪兒了?”——寫于“西安事變”八十周年

          2016年12月14日 16:26 來源:文匯筆會

            原標題:“爸爸去哪兒了?”——寫于“西安事變”八十周年

            “雙十一”的時候,就有很多朋友在等“雙十二”。我問他們“雙十二”還是什么日子,卻都答不上來。感謝杜毅、杜穎女士給筆會的專稿,它喚醒了很多與愛國、衛國、建國有關的可歌可泣的記憶,讓我們對“西安事變”的前前后后,對憂國憂民、無私無畏的杜重遠先生,都了解得更多。今天并不只是炒作出來的又一個網購日——那一段歷史的分量,比你買的任何東西,都要沉重得多。

            ——編者

            640

            杜重遠先生是中國現代史上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愛國革命烈士。本文作者杜毅、杜穎為杜重遠之女。圖為1937年杜重遠(后排左一)陪剛剛獲釋的“七君子”看望馬相伯。

            打開電視機,在熒屏上,第一次看到一個親子活動標題:《爸爸去哪兒了?》,我和妹妹先是怔忡,繼而心雨婆娑。這是我們姐、弟、妹三人幼年——青年——而今“晚霞”之齡,常問媽媽和自己的一句話:“爸爸去哪兒了?”

            記憶深處:抗戰勝利第二年,我三歲了,弟弟兩歲,妹妹尚在襁褓中,媽媽歷盡艱難,將病中的三個失怙兒女從新疆護送回到上海,住進了爸媽當年的婚房,也是為愛國人士及地下黨聚會而購的住宅——位于霞飛路(現淮海中路)的一幢地中海式寬大花園別墅。抗戰勝利前夕,新疆軍閥盛世才殘酷殺害了爸爸之后,又將我們染上不治之癥(上世紀40年代無藥可治的結核病),以達到他“斬草除根”的目的。我們住進了這座氣勢恢宏,果樹蓊郁的花園洋樓,它依舊靜悄悄。因我們均整日發燒、咳嗽,只能倦臥在床。

            一個秋日黃昏,我熱度稍退,騎上小童車,溜出了黑色鍛花大鐵院門,在寬闊、寂寥的人行道上,追逐梧桐落葉。待我騎車繞回,看到一位行人伴一個小男孩,站在大鐵門外。他注視著我,又彎腰對小男孩說:“看見么?騎童車的女娃娃,就是那位我常與你說起的抗戰愛國烈士杜重遠的女兒。”男孩好奇地朝我看。那位路人忽然招手要我到他身邊,我蹬車挨近他,他和藹地對我說:“回去告訴你媽媽,我們都很懷念你的爸爸,向你爸爸致敬。”我聽不太懂“烈士”“致敬”,但我聽懂了杜重遠就是我很小時,在新疆常抱著我站在大院門口的爸爸。下雨天,爸爸撐起傘對我說:“這把傘就像祖國,它能為你擋風遮雨,但你也要好好愛護它。”在新疆,媽媽為我們父女倆畫的蠟筆畫里,爸爸總在我身邊。回到上海,回到“畫外”,我就再也沒有看到爸爸了。當晚,媽媽扶我上床睡覺時,我問媽媽:“爸爸去哪兒了?”媽媽沒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說:“寶寶睡吧,媽媽唱一首催眠曲,你就會知道了。”她拿起夏威夷吉他,橫放在膝蓋上,開始彈奏。在那特別舒緩、悅耳的琴聲中,媽媽唱道:“寶寶要睡覺,眼睛小。眼睛小,要睡覺。媽媽坐在搖籃邊,把搖籃搖。抗戰勝利了,爸爸回來了。回來了,在夢中,爸爸夸我好寶寶。今夜睡得好,明朝起得早,花園里去采個大葡萄……”我不明白,爸爸回來了,為何媽媽唱哭了?我睡意蒙眬,翻過身,睡去了。

            我們因結核病的傳染性,一天學校也未能入讀。媽媽在我們病床邊自己授課。待我們健康狀況稍好,在親友們一片驚嘆聲中,姐弟三人都以高分考入了滬上三所知名大學。弟弟比我和妹妹都聰慧,他沒有問媽媽“爸爸去哪兒了”,而是自己查閱上世紀三十年代爸爸刊登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等雜志上,大量的宣傳抗日文章:《自述》《老實話》《戰區巡禮》等。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爸爸自述“九一八”事變的《虎口余生》:

            “事變發生時,余適因事未在省城。因念所辦瓷業公司向為倭人所嫉視,益以我年來排日甚烈,更為彼等所切齒,今如貿然回省,實不啻飛蛾投火,自尋禍患。然轉念六十萬血汗,五百口員工,皆唯余一人付托是賴,我獨遠避,將何顏以對股東,以見同人?于是決意冒險歸省……抵省,滿街殺氣,殊少行人……只有殺斃之華警與慘死之商民,橫臥道中,傷心慘目,為之揮淚……越二日,余約張公(中央銀行總裁張公權)赴公司參觀。中行同人以公司遠在城外(近日軍轟炸之北大營),咸云不可。張公獨然諾之。至則見全體員工仍勤奮工作,甚為感動。謂余曰:此后,君之事業即余之事業,無論如何,不使此公司半途中輟……乃噩耗頻傳,謂日人必欲得余而甘心。旬日以來,竟以排日罪名,無端逮捕十余人,非刑拷打,慘無人道。亡國之民,真不如治世之犬矣!”

            沿著爸爸筆端,弟弟似乎聽到了悲壯的歌聲:1933年2月,爸爸帶著學生前線政工團,動員剛從云南到滬的聶耳同行,會同宋子文、張學良、朱慶瀾、張公權等,一起赴熱河前線,鼓動抗戰士氣。日軍對熱河發動了空襲。敵機在空中盤旋、俯沖,擲下一枚枚炸彈。一顆炸彈落在一孩子身旁爆炸,可憐幼小的半身血淋淋掛在樹梢.....爸爸帶去的青年兵團見狀,都背起自制硬紙棺材,高舉寫著“誓不生還”的橫幅,與義勇軍騎兵一起沖向敵軍。爸爸站在四家子(今內蒙赤峰敖漢)前線近處,演講鼓動將士,炮火聲中,他帶頭唱起了《誓詞歌》:“家可破,國須保,身可殺,志不撓!”一片歌聲,一片哭聲。聶耳聞聲見狀,心潮澎湃,滿懷悲慟,后由田漢作詞,他譜曲,創作了《義勇軍進行曲》。

            1933年《生活周刊》被查封,主編鄒韜奮流亡國外。白色恐怖下,楊杏佛、史量才等相繼倒在被暗殺的血泊中。爸爸不顧個人安危,以他實業家的身份,又辦起了《新生周刊》。日寇為攻占上海尋找借口,《新生周刊》一篇《閑話皇帝》,被敵寇指罪:“侮辱天皇,有礙邦交。”于是中國當局“查封《新生周刊》,判刑杜重遠一年零兩個月,不得上訴”。爸爸在法庭上大聲抗議:“中國法律被日本人控制了……”當他被法警五花大綁押上囚車時,青年學子們痛哭失聲,憤怒的人群追著囚車,涌向漕河涇第二監獄。上海律師聯合公會代表們一次次上訴,均被駁回。媽媽是留日國際法博士,她以法律的條款,逐條駁斥,以妻子的語言“夫在冤獄子在腹”寫出萬言《抗告書》,又以她精通的英、法、德、意、西班牙等語言譯出,刊登在國內外報刊上,一時中外輿論嘩然。中共地下黨也組織了“支持新生復刊”“釋放杜重遠”的大規模的示威游行,“滿街爭說杜重遠”。《新生事件》將民眾的抗日熱情推向高潮。

            爸爸有過入獄箴言:“囚徒不忘愛國。”他在獄中,大量閱讀了中共地下黨員孫達生送來的《馬列主義問題》《社會發展史》等書籍,屢屢回憶起1931年11月,他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情景:當時的周副主席見他第一句話就是:“我們見面就是朋友了”,并夸獎爸爸:“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占東北后,到處演講,鼓動抗日救國,你這種精神是值得佩服的,正和我黨方針相符。咱們站在一條戰線上了。”爸爸深深感動:共產黨在積極抗日,救國有望。

            弟弟看到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和后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都有爸爸忙碌的身影。爸爸初入獄,張學良國外歸來,即托高崇民伯伯帶信給爸爸表示“慰問”及他將“設法營救”的消息。爸爸回信首先糾正了他從國外帶回來的錯誤思想,告誡他“先安內,后攘外”已使中國陷入自相殘害,敵寇長驅直入的危境。張后又回信:“幾年來教訓頗多,特別是一年來,由于認識上的錯誤,一誤再誤。決心改弦更張,希望老朋友不要摒棄我。”接下來,爸爸又寫信,托高伯伯找到與爸爸兄弟相稱的杜斌丞去說服楊虎城與東北軍聯合,并另函勸張學良放下架子,不要喊楊虎城“老粗”,要解除雙方部下的一些誤會。他還與高崇民、盧廣績和其他友人聯名給張學良寫建議書:“不能對蔣介石抱幻想,不能繼續打紅軍,消耗實力。抗日運動已被逐步鎮壓下來,日本勢力日趨鞏固。現在東北軍集中在西北,有利整訓隊伍,如實現三位一體聯合,是目前抗戰最有利的形勢。”張學良深為所動。

            1936年4月,張學良趁去南京開會之機,轉道上海,會見當時尚在服刑但已轉移到虹橋療養院的杜重遠。杜重遠向張學良分析了當時的抗日形勢,明確指出聯合抗日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張學良告訴杜重遠,通過杜以及其他友人的努力,他已經同陜北紅軍表達了合作抗日的意向。1936年9月,杜重遠刑滿出獄后,于11月29日,冒著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的危險,來到西安,再度做張學良的工作,堅定其聯共抗日的決心。這時距離西安事變的爆發還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事變發生第二天,身在江西的爸爸即被軟禁,后被陳果夫押送南京監禁。當時爸爸因欲供應抗日前線軍需、物資,已在江西又辦起一座“光大瓷廠”。張公權首先支持,中央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實業銀行出資,江西省還出公股二十萬元,公司董事有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盧作孚、黃炎培等名流和實業家,可謂盛極一時。爸爸利用這些人脈關系,在南京監禁中,已預見西安事變若無法妥善解決,內戰必將再起。

            杜重遠即電馮玉祥、孔祥熙,請他們“力持鎮靜,以營救委座為第一要著”。并說:“倘蔣公發生不測,則今后中國紛亂無人可以收拾。”11月19日,他又致信杜月笙、黃炎培:“綏東戰事方酣,西安變亂忽起,抗敵前途受一巨創,凡屬國人,莫不痛心”;希望他們從各方面做工作推動事變和平解決,“否則意見分歧,各執其是,群龍無首,大局紊亂……”

            抗戰開始后,爸爸不相信蔣介石政權能夠把抗戰進行到底,因而拒絕在國民黨政府做官。國外友人勸他去美國,也被他婉言謝絕……在武漢征得周恩來的同意后,爸爸于1939年1月,毅然放棄大城市的優越生活條件,攜帶家屬前往經濟落后、生活艱苦、交通閉塞的新疆,接任新疆學院院長。他把學校當作培養人才、訓練抗日干部的基地,組織學員到群眾中去宣傳抗日。學校辦得生動活潑、有聲有色,卻遭到盛世才的忌恨,他捏造種種罪名,瘋狂迫害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杜重遠首當其沖。從1939年底被停職、軟禁起,杜重遠經歷監禁拷打,嚴刑逼供,始終堅貞不屈,直至被秘密處死。到現在他犧牲的具體時間也沒弄清楚,尸骨也未能找到。

            弟弟獲知爸爸苦難、奮斗、悲壯的一生后,他也發憤圖強,懸梁刺股般學習、工作。但他身體單薄,積勞成疾,于1990年代初他生日那天,心肌梗塞去世。這時恰值媽媽肺癌晚期,妹妹啼哭,拽住弟弟手臂不肯走出太平間,她說弟弟尚有體溫沒有死。而我關住淚閘,回家面告媽媽,弟弟經過搶救,轉危為安,正在靜養。然而,我們焦慮,噩耗難掩太久。回望媽媽幼年喪母,中年喪夫,晚年身患絕癥,怎禁再遭喪子之痛。我們決定給媽媽提前舉辦80壽慶,讓媽媽擁有一個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個快樂生日。中央統戰部、上海市委領導和海內外親友匯聚一堂,小樂隊奏起,眾人歡唱《祝你生日快樂》的歌聲中,弟弟靈柩悄然運往墓地。媽媽華服,靠坐首席座位,虛弱、蒼白,但笑容燦爛。弟弟的墓志文冉冉升展在眼前:“沒有花香,沒有樹高,我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每當我們懷念弟弟,總會想起這首他生前用口哨吹出的《小草》之歌。他出生在日寇侵華,祖國蒙難的年代,環境的摧殘,使他身陷痼疾,英年病逝。他自幼睿智超群,又有很強的報效社會的責任感和刻苦學習的良好習慣,本應成為“棟梁”,卻變成了“小草”。愿這棵小草熱愛書籍、熱愛知識、不畏艱難、頑強學習的精神,留給莘莘學子心中一點綠意。我和妹妹淚流心底,笑留雙頰,真正體驗,什么是紅白喜事一起辦。

            而妹妹更常問:“爸爸去哪兒了?”——她是遺腹女,沒有見過爸爸。但八十年代末,她抱病編輯注釋了《杜重遠文集——還我河山》,因而她最知道爸爸的抗戰行蹤、心境和煎熬。她也知道了爸爸的精神今天已走出國門。在美國基辛格博士的書桌上,有一本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二戰歷史權威、著名漢學家Rana Mitter撰寫的暢銷書《中國,被遺忘的盟友》。Rana教授用十年的時間,沿著《杜重遠文集》宣傳抗日的足跡采訪,了解中國抗戰十四年的史跡。Rana教授十分了解我們爸爸的一生,在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斯坦福大學聯合為我們爸爸召開的國際研討會“杜重遠和他的世界”(2010年1月8日)會上,總結發言如下:

            “杜重遠的一生,英年早逝,但他的愛國熱忱,和高超的能力,使他在政治、新聞、出版、外交、教育、文學、實業、金融、瓷業改良等眾多領域,取得了杰出貢獻。杜重遠猶如一條紅線,串起了國、共兩黨及民主派的許多最高層人士和活動。中外史學家一致認為:他是那個時代中國最徹底無私的愛國先烈的代表人物。他的英名和事跡,將永遠不會被歷史湮滅。”

            1999年春,爸媽墓雕落成于上海宋慶齡陵園“名人墓地”。墓雕有兩米多高,西班牙紅大理石,頂端刻有蜿蜒長城和烽火臺,并有漢白玉的爸媽半身浮雕像,下座是一對和平鴿。整座墓雕聳立在綠樹如幄,鮮花似錦中。我們從小國難家災,痼疾纏身,一直未婚單身。爸爸很早犧牲,而今媽媽又離開了我們,似有些飄零之感。感念黨中央、上海市委,給予如此殊榮,安排爸媽在這樣好的地方安息,也給了我們一個溫暖的“家”。每逢中秋、清明,我們會“常回家看看”,傾聽爸媽愛國利民的教誨,也傾聽這個墓地里,許多叔叔、伯伯們愛國、衛國、建國的可歌可泣的教導,常聽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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