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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后上海或在全國首提旅游 只敢說是"散散心"

          2014-9-24 09:26:56

          來源:東方網 作者:陳煜 選稿:賈彥

            《中國生活記憶——建國65周年民生往事》作者授權東方網發布,請勿轉載。

            70年代,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沒有“旅游”這個概念,那時候普遍工資低,吃飯穿衣都緊巴巴地,哪還有閑錢出去玩。況且那時候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很多單位還要加班,更沒有額外的假期。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利用一年一度的探親,或者單位派出的開會機會,飽覽祖國的大好河山,在著名景區留張影,就算是很奢侈的“散心”了。

            1979年7月,鄧小平在視察黃山時的講話,猶如高山一聲雷,驚動了中國。他說:“黃山是發展旅游的好地方,是你們發財的地方。省里要有個規劃。你們物產很豐富,你這個地方將來是全國最富的地方。”

            鄧小平的“黃山講話”拉開了中國旅游業發展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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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1月30日,50個上海人乘坐一輛公共汽車,“悄悄”來到了蘇州。

            他們算是文革之后,上海出游的第一個團隊。

            不過,在當時,沒有人敢宣稱自己“出去旅游”,而僅僅說是“散散心”。

            旅游,這種在“文革”期間備受批判的“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就以這種“散散心”的方式,悄然回到上海,并很快在知識階層、工商業者和高級職員中間流傳開來。

            1979年3月4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電———《上海恢復蘇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報道稱,“一日游”、“二日游”的旅游活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為“提倡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已停辦了十多年。現在恢復組織“一日游”、“二日游”旅游活動后,報名參加者很踴躍。

            時至今日,當時的上海旅行社“服務員(導游)王天范,依然能想起1979年“國慶游”中的一幕:杭州的蘇堤上,他給游客念蘇東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游客有的默默不語,有的淚如雨下。

            旅游成“資產階級”生活

            與“悄悄散心”的提法不同,上海旅行社于1979年推出的“國慶游”,可能是文革之后該市第一次公開提出“旅游”的說法。

            在該旅行社服務了30多年的導游王天范記得,1979年9月1日,上旅“國慶游”首次開始報名。

            僅僅只是在櫥窗里貼了一張告示,王天范說,8月31日晚,就有人開始在福州路上的上旅門市部通宵排隊。“人龍一直甩到云南路上,有百米多長。”

            此前十余年,上海市民的旅游,一直在荒廢中。

            王天范,1979年作為兼職導游進入上旅,是“文革”后該旅行社乃至上海最早的導游之一。

            1966年結婚的他,清楚地記得,8月16日,“文革”“破四舊”開始。這年,成立于1958年的上海旅行社也被迫關閉。

            而他和太太的杭州蜜月旅行,也不得不改期。人人都緊張地在“抓革命,促生產”,出去游山玩水會被人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

            “社會突然變得很亂,沒有人還顧得上旅游”。王天范說,父親生前是個工商業者,更得小心。“文革”前上海的老旅行家大多是有學問的工商業者,后來被戴上“封、資、修”的帽子,旅游也被視為“為地主和資產階級服務”。

            7.5元蘇州一日游

            1978年12月底,上海第一汽車服務公司成立了旅游組。這是上海的旅游業在“文革”之后開始復蘇的最早跡象。

            這時一汽服務公司的5個車隊近50輛大客車,要在每個工作日接送上海郊區和安徽的三線工廠的工人上下班,而周日這天是閑置的。“文革”時期從一汽服務公司調往海員俱樂部擔任調度員的戎良,曾經是解放前上海最早的有聲旅行社的導游,他想起來可以利用周末搞蘇州、無錫、杭州短途旅游。

            戎良曾經在海員俱樂部負責給政協和工商聯的客人安排用車,手里掌握了大量這些客源的名單。這些老客戶及其子女和親戚朋友,成為后來旅游組的早期客源。

            首班“蘇州一日游”的客人很滿意,請媒體的記者寫了報道。到1980年,一汽旅游組最火的線路“海寧觀潮”,一個周末就能開出五六十輛50座的大巴,駐車的南京西路甚至需要交警來維持秩序。

            一汽的星星之火,點燃了整個上海旅游。

            1979年2月,上海旅行社復社。第一家專業旅行社終于重新在上海灘立起大旗。

            1981年,街道、醫院等開辦的集體制“老13社”陸續誕生。上旅、一汽旅游組等有了春秋、東方、新華旅行社等強勁的競爭對手。

            王天范記得,當時最經典的線路是“蘇州一日游”,經濟團每人只需要7.5元,便可以在蘇州最有名的飯店松鶴樓吃一頓午餐,一桌10人,四個冷菜八個熱菜。

            而“杭州一日游”的飛機班則是當時最貴的線路,每人21.5元。吸引游客的是它的交通工具———一架美國二戰時留下來的“三叉戟”飛機,能夠直接從上海飛到杭州。有些游客為了坐飛機而專門報這個團。當時,上海地區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是58塊。

            早期的旅行社重社會效益不重經濟效益,上旅“蘇州一日游”報價7.5元,旅行社只賺5角錢。人們旅行的目的也很單純,就是為觀光,對物質的要求很低。

            出門旅游先換糧票

            在那個年代,無論是旅游者,還是旅行社,遠遠都不如今天這么容易。

            那時還沒有身份證,也沒有打印機、傳真機,電話費很貴,還沒有普及。上海一汽服務公司旅游組的導游謝惠國每每統計了游客人數后,都要發電報到蘇州、杭州的旅店,告知游客的到達時間、所需房間數量和用餐標準等。

            旅游線路的廣告傳單上,還要注明旅客需“自備半斤糧票”。游客在出門前,則必須先拿著單位出具的出差證明,到糧管站把上海糧票換成全國糧票———只有這樣,他們在異地旅游的時候才不會餓肚子———謝惠國只有收了游客的糧票后,才讓汽車發動前往目的地。

            那時還沒幾家賓館,游客都睡招待所,4-6人一間的大通鋪,或者那種單人的板床或鐵床,一個樓層一個廁所和洗澡間,晚上只有兩個小時供應熱水。

            肉體上苦一點沒什么,那時的人們更需要精神上的宣泄。過去快30年了,王天范還清晰地記得自己和兩位老旅行家,登富春江嚴子陵釣臺,吃紅嘴扁魚的情景。

            “我和兩位師長分了一瓶啤酒,在半山腰的釣臺上看江景。魚唇上真的有一點紅,肉質非常鮮美。”后來作為導游的王天范去了富春江不下百次,對自然美的精神感應,再沒有這一次這么強烈。

            沿富春江逆流而上,便是現今聞名的“千島湖”。不過在那時,它還是個剛剛才有游客踏足的“新安江水庫”。

            導游張瑞珍當時曾跟著上旅的老總去搞線路開發。她在千島湖時,正趕上有載著游客的汽車到了湖區。

            “當地的農民跑出來,跟著車隊走很遠,不知這些人來干嘛的,要轟走他們”,30年后的今天,張桂珍想起當年的這一幕,笑著說,當時的許多人,腦袋里沒有一點“旅游”的概念。

            旅游放開擔心“特務”

            1978年,在旅行社等民間旅游的興起,上海官方也開始將旅游納入視野。當年5月,上海市旅行游覽事業管理局成立。不過,當時官方對旅游的定義主要是為外事服務。

            而此時,改革開放的掌舵人鄧小平已經在中央高層會議上強調,“旅游業大有文章可做”、“發展旅游業,為改革開放積累外匯”、“要打好‘僑牌’,做好做足‘兩游’(即旅游和石油)工作”。

            1978年從上海市外事系統調入旅游局的陳東成回憶,“成立旅游局,一是改革開放的需要;二是旅游是外事工作的一部分。”

            旅游局成立之后,歸屬市外辦管理,首任局長就是當時市外辦的副主任,歸為外事工作的一部分。旅游局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接待外賓的國際旅行社上。

            旅游局宣傳處出的上海風光明信片、期刊和地圖,都是中英日文三語,目的是外宣而非推動本地旅游業。

            而即便在此時,對于對外開放問題,當時的中央高層會議還透露出一絲疑慮:“是不是開放得太早了?”陳東成記得當時有中央的高層領導提出,“會不會把特務放進來,竊取了情報怎么辦?會不會腐蝕干部,把干部帶出去?那些落后的地方,不能給外人看。”

            300外賓進上海

            1977年10月,一艘荷蘭籍環球旅游船抵達上海港,在上海外事部門的協調下,船上300多游客上岸。此事直接觸動了上海入境游的恢復。

            “中國剛剛結束政治運動,外國人很好奇,想看看那時的中國到底啥樣。”時至今日,派去接待外籍游客的謝惠國依然難忘當時上海市民對這些外國人的關注。他當時才22歲,見到荷蘭人很拘謹,荷蘭人用英語和他打招呼,他也不知該怎么回答。

            當時用于外事接待的只有機關事務管理局下面的華僑、國際、衡山等六大賓館。

            最多時,幾千人同時要在上海過夜,住房緊張得厲害。一些沒有地兒住的老外,通常就會被旅行社臨時拉到蘇州甚至到船上過夜。

            1979年,上海旅行社開始造上海賓館,接著又有了虹橋、華亭、銀河等上海市自己建設的旅游賓館,也開始接待外籍旅游者,這才意味著上海的旅游業結束多年的封閉狀態,正式對外開放。

            上海旅行游覽事業管理局也更名為旅游局,又變為旅游事業管理局。1986年,上海市的導游證核發權收歸旅游局,兩年后,市政府才明確規定,市旅游局開始對全市旅游業實行全行業管理。

            自此,上海旅游進入飛速發展期。到2007年,上海接待入境旅游者約666萬人次,接待國內旅游者超億人次。

            (《新 京 報》記者吳珊2008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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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后上海或在全國首提旅游 只敢說是"散散心"

          2014年9月24日 09:26 來源:東方網

            《中國生活記憶——建國65周年民生往事》作者授權東方網發布,請勿轉載。

            70年代,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沒有“旅游”這個概念,那時候普遍工資低,吃飯穿衣都緊巴巴地,哪還有閑錢出去玩。況且那時候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很多單位還要加班,更沒有額外的假期。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利用一年一度的探親,或者單位派出的開會機會,飽覽祖國的大好河山,在著名景區留張影,就算是很奢侈的“散心”了。

            1979年7月,鄧小平在視察黃山時的講話,猶如高山一聲雷,驚動了中國。他說:“黃山是發展旅游的好地方,是你們發財的地方。省里要有個規劃。你們物產很豐富,你這個地方將來是全國最富的地方。”

            鄧小平的“黃山講話”拉開了中國旅游業發展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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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1月30日,50個上海人乘坐一輛公共汽車,“悄悄”來到了蘇州。

            他們算是文革之后,上海出游的第一個團隊。

            不過,在當時,沒有人敢宣稱自己“出去旅游”,而僅僅說是“散散心”。

            旅游,這種在“文革”期間備受批判的“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就以這種“散散心”的方式,悄然回到上海,并很快在知識階層、工商業者和高級職員中間流傳開來。

            1979年3月4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電———《上海恢復蘇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報道稱,“一日游”、“二日游”的旅游活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為“提倡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已停辦了十多年。現在恢復組織“一日游”、“二日游”旅游活動后,報名參加者很踴躍。

            時至今日,當時的上海旅行社“服務員(導游)王天范,依然能想起1979年“國慶游”中的一幕:杭州的蘇堤上,他給游客念蘇東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游客有的默默不語,有的淚如雨下。

            旅游成“資產階級”生活

            與“悄悄散心”的提法不同,上海旅行社于1979年推出的“國慶游”,可能是文革之后該市第一次公開提出“旅游”的說法。

            在該旅行社服務了30多年的導游王天范記得,1979年9月1日,上旅“國慶游”首次開始報名。

            僅僅只是在櫥窗里貼了一張告示,王天范說,8月31日晚,就有人開始在福州路上的上旅門市部通宵排隊。“人龍一直甩到云南路上,有百米多長。”

            此前十余年,上海市民的旅游,一直在荒廢中。

            王天范,1979年作為兼職導游進入上旅,是“文革”后該旅行社乃至上海最早的導游之一。

            1966年結婚的他,清楚地記得,8月16日,“文革”“破四舊”開始。這年,成立于1958年的上海旅行社也被迫關閉。

            而他和太太的杭州蜜月旅行,也不得不改期。人人都緊張地在“抓革命,促生產”,出去游山玩水會被人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

            “社會突然變得很亂,沒有人還顧得上旅游”。王天范說,父親生前是個工商業者,更得小心。“文革”前上海的老旅行家大多是有學問的工商業者,后來被戴上“封、資、修”的帽子,旅游也被視為“為地主和資產階級服務”。

            7.5元蘇州一日游

            1978年12月底,上海第一汽車服務公司成立了旅游組。這是上海的旅游業在“文革”之后開始復蘇的最早跡象。

            這時一汽服務公司的5個車隊近50輛大客車,要在每個工作日接送上海郊區和安徽的三線工廠的工人上下班,而周日這天是閑置的。“文革”時期從一汽服務公司調往海員俱樂部擔任調度員的戎良,曾經是解放前上海最早的有聲旅行社的導游,他想起來可以利用周末搞蘇州、無錫、杭州短途旅游。

            戎良曾經在海員俱樂部負責給政協和工商聯的客人安排用車,手里掌握了大量這些客源的名單。這些老客戶及其子女和親戚朋友,成為后來旅游組的早期客源。

            首班“蘇州一日游”的客人很滿意,請媒體的記者寫了報道。到1980年,一汽旅游組最火的線路“海寧觀潮”,一個周末就能開出五六十輛50座的大巴,駐車的南京西路甚至需要交警來維持秩序。

            一汽的星星之火,點燃了整個上海旅游。

            1979年2月,上海旅行社復社。第一家專業旅行社終于重新在上海灘立起大旗。

            1981年,街道、醫院等開辦的集體制“老13社”陸續誕生。上旅、一汽旅游組等有了春秋、東方、新華旅行社等強勁的競爭對手。

            王天范記得,當時最經典的線路是“蘇州一日游”,經濟團每人只需要7.5元,便可以在蘇州最有名的飯店松鶴樓吃一頓午餐,一桌10人,四個冷菜八個熱菜。

            而“杭州一日游”的飛機班則是當時最貴的線路,每人21.5元。吸引游客的是它的交通工具———一架美國二戰時留下來的“三叉戟”飛機,能夠直接從上海飛到杭州。有些游客為了坐飛機而專門報這個團。當時,上海地區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是58塊。

            早期的旅行社重社會效益不重經濟效益,上旅“蘇州一日游”報價7.5元,旅行社只賺5角錢。人們旅行的目的也很單純,就是為觀光,對物質的要求很低。

            出門旅游先換糧票

            在那個年代,無論是旅游者,還是旅行社,遠遠都不如今天這么容易。

            那時還沒有身份證,也沒有打印機、傳真機,電話費很貴,還沒有普及。上海一汽服務公司旅游組的導游謝惠國每每統計了游客人數后,都要發電報到蘇州、杭州的旅店,告知游客的到達時間、所需房間數量和用餐標準等。

            旅游線路的廣告傳單上,還要注明旅客需“自備半斤糧票”。游客在出門前,則必須先拿著單位出具的出差證明,到糧管站把上海糧票換成全國糧票———只有這樣,他們在異地旅游的時候才不會餓肚子———謝惠國只有收了游客的糧票后,才讓汽車發動前往目的地。

            那時還沒幾家賓館,游客都睡招待所,4-6人一間的大通鋪,或者那種單人的板床或鐵床,一個樓層一個廁所和洗澡間,晚上只有兩個小時供應熱水。

            肉體上苦一點沒什么,那時的人們更需要精神上的宣泄。過去快30年了,王天范還清晰地記得自己和兩位老旅行家,登富春江嚴子陵釣臺,吃紅嘴扁魚的情景。

            “我和兩位師長分了一瓶啤酒,在半山腰的釣臺上看江景。魚唇上真的有一點紅,肉質非常鮮美。”后來作為導游的王天范去了富春江不下百次,對自然美的精神感應,再沒有這一次這么強烈。

            沿富春江逆流而上,便是現今聞名的“千島湖”。不過在那時,它還是個剛剛才有游客踏足的“新安江水庫”。

            導游張瑞珍當時曾跟著上旅的老總去搞線路開發。她在千島湖時,正趕上有載著游客的汽車到了湖區。

            “當地的農民跑出來,跟著車隊走很遠,不知這些人來干嘛的,要轟走他們”,30年后的今天,張桂珍想起當年的這一幕,笑著說,當時的許多人,腦袋里沒有一點“旅游”的概念。

            旅游放開擔心“特務”

            1978年,在旅行社等民間旅游的興起,上海官方也開始將旅游納入視野。當年5月,上海市旅行游覽事業管理局成立。不過,當時官方對旅游的定義主要是為外事服務。

            而此時,改革開放的掌舵人鄧小平已經在中央高層會議上強調,“旅游業大有文章可做”、“發展旅游業,為改革開放積累外匯”、“要打好‘僑牌’,做好做足‘兩游’(即旅游和石油)工作”。

            1978年從上海市外事系統調入旅游局的陳東成回憶,“成立旅游局,一是改革開放的需要;二是旅游是外事工作的一部分。”

            旅游局成立之后,歸屬市外辦管理,首任局長就是當時市外辦的副主任,歸為外事工作的一部分。旅游局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接待外賓的國際旅行社上。

            旅游局宣傳處出的上海風光明信片、期刊和地圖,都是中英日文三語,目的是外宣而非推動本地旅游業。

            而即便在此時,對于對外開放問題,當時的中央高層會議還透露出一絲疑慮:“是不是開放得太早了?”陳東成記得當時有中央的高層領導提出,“會不會把特務放進來,竊取了情報怎么辦?會不會腐蝕干部,把干部帶出去?那些落后的地方,不能給外人看。”

            300外賓進上海

            1977年10月,一艘荷蘭籍環球旅游船抵達上海港,在上海外事部門的協調下,船上300多游客上岸。此事直接觸動了上海入境游的恢復。

            “中國剛剛結束政治運動,外國人很好奇,想看看那時的中國到底啥樣。”時至今日,派去接待外籍游客的謝惠國依然難忘當時上海市民對這些外國人的關注。他當時才22歲,見到荷蘭人很拘謹,荷蘭人用英語和他打招呼,他也不知該怎么回答。

            當時用于外事接待的只有機關事務管理局下面的華僑、國際、衡山等六大賓館。

            最多時,幾千人同時要在上海過夜,住房緊張得厲害。一些沒有地兒住的老外,通常就會被旅行社臨時拉到蘇州甚至到船上過夜。

            1979年,上海旅行社開始造上海賓館,接著又有了虹橋、華亭、銀河等上海市自己建設的旅游賓館,也開始接待外籍旅游者,這才意味著上海的旅游業結束多年的封閉狀態,正式對外開放。

            上海旅行游覽事業管理局也更名為旅游局,又變為旅游事業管理局。1986年,上海市的導游證核發權收歸旅游局,兩年后,市政府才明確規定,市旅游局開始對全市旅游業實行全行業管理。

            自此,上海旅游進入飛速發展期。到2007年,上海接待入境旅游者約666萬人次,接待國內旅游者超億人次。

            (《新 京 報》記者吳珊2008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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